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制里面的道道实在太多，其中涌现的故事也是光怪陆离，不必引申借典来说。
王世杰生于后世几十年，对此可以说一无所知，在接到狄副老总电话后，只好查阅s-pad数据库中资料，将其中的一些内容给记下来，算是临阵磨枪的在这方面做了点功课。但越是了解九十年代初期的国企改制，王世杰就越心惊，在s-pad的数据库中光是其中失败典型的改制案例就有上百桩，而这些失败案例涉及的金额就没有低于“亿元”这个级别的，可见其中牵扯的利益纠葛能达到多少。
眼前这位一心发展国内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狄副老总在成为老总后，自带“一百口”棺材上任，也足见其中凶险与艰难。连一国老总尚且如此，王世杰区区一届商贾又能在其中发挥多大作用，是以王世杰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想多说什么，因为他很清楚这十年阵痛触动了官场和商场上太多的敏感神经，使得许多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狄老总退休后仍旧恨他入骨，使中枢不得不对其进行保护。
王世杰倒不怕有人来杀他，关键是不想介入这么麻烦而且错综复杂的事情当中去，在原本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不管是企业改制还是惩戒贪墨，不都也进行的很好吗。不过鉴于狄副老总一心为民和殷切期望，王世杰还是想着能给这位老总一点提示。
“狄老总，既然您问到我了，我也就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的给您谈谈我的看法，如果说的不好或者不对，您权当没听见就是，可好？”王世杰理顺了自己的思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方向性的见解和部分细节。
狄副老总一笑，“你大胆的说，我这里不搞因言获罪那一套。”
王世杰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说道：“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改制的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那就是执行力度、专业程度和监管态度。”
“哦？这个说法倒是第一次听到，深入谈谈。”狄副老总来了兴致。
“说不好听的，国有企业从建国之初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地方到中枢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对这样的利益集团，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执行力度的问题，改制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是纯商业行为还是要考虑体制问题？出现了问题是不是要问责、追赃、惩戒、执法，面对问题要解决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执行力度的范畴。
再说专业，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国家安排某企业改制，怎么改呢？先派一只调研组下去，一般有某级别高的行政领导带队，然后带着一些管理、金融方面的专家到企业去调研，一番考察研究给出改制的指导方案，然后企业的领导根据方案结合企业自身的综合情况进行改制，这个综合情况是指要充分考虑上级领导的指导意见和意图，还要考虑所在地四套班子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企业自身的状况和利益等等复杂因素，把原本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跟领导喜好、利益、感受，还有政治、人情等与商业行为无关的东西硬塞进来，这样的改制能改好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所以我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不要参杂那么多东西，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最后是监管态度，咱们华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人情社会，甚至可以说到现在都是人治大于法治，一个看似简单的商业行为，里面参杂着庞大的人情关系网，有的时候明明应该起到监管作用职能的部门反倒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 伞，在这样的监管条件下，本来应该整改的问题被遮掩，应该被追责的人被保护，应该被严格执行的规定被忽视，那么改制的最终结果就是本可以救活的企业救不活，本可以盈利的企业不盈利，本可以重生的企业半死不活，本可以大放光彩的企业被私有化，本属于国家的资产严重流失。
其实吧，企业改制本身不难，难就难在如何监管、执行和专业上。”
王世杰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华夏企业改制的看法，看着狄副老总凝眉不语，王世杰也不吭声，坐在沙发上喝起已经微凉的茶水。
良久，狄副老总面色有些发苦，叹了一口气，“唉，谈何容易啊。”
“所以我觉得，企业改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处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企业改制这种事儿没什么难的。”
“小王，咱们先抛开那些利益集团不说，你就说说企业改制应该如何改吧。”
王世杰闻言思考一下，又说道：“企业改制无非就是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合资、转让和股份制这些手段，具体到某个企业，那就要根据这个企业的实际情况，看看适合那种手段，就按照那种手段去改制，实在不行也可以破产、变卖。企业就是企业，有赚钱的自然就有不赚钱的，总不能前面加上国有两个字，就必然能赚钱吧，这不符合市场科学，况且一个企业的存活，不应该交给政府去判断是否要改制和存在，而是应该交给市场去裁定，这才是最符合科学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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