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那就是官不如兵。中国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连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都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对此,杨天风有着相似的体会。从后世的标准来看,这些士兵的体质或许差,但他们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让杨天风很惊讶。稍加训练,他们就能够每天进行长达四十八到五十六公里的急行军,而且攀登山路时几乎和在平坦弯曲的田间小路中行军一样毫不费力。

    在杨天风们看来,中国士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特别是“坚韧”的中国脚,那双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鞋子的硬茧横生的大脚,绝对令人感到神奇。

    而且,他们十足的“农民劲”,在适当的训练后,杨天风相信会成为动物般的野性,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杀手。

    敬礼还礼已毕,杨天风没有过多的客套,换上衣服,开始了进城后的第一次训练。

    “防左刺。”“杀!”“防右刺。”“杀!”……

    随着一声声口令,士兵们在杨天风的示范下,圆瞪双目,齐声呐喊。

    对于士兵来说,拼杀训练不仅是种战术技能,而且能使他们不自觉地就提高了一种精神威慑力和一种无畏的气概,尽快地走向成熟。而对于杨天风来说,却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实战的价值。

    首先,自己的部队大扩充是肯定的,以后也可能没有太充足的子弹进行进行训练,所以在射击作战时应该是不占优势的。而这个时候的日军无论从体能还是从刺杀技术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士兵。甚至在白刃战时,能够达到一对三,一对四,甚至一对五六的悬殊程度。

    但现在,杨天风将自己头脑中掌握的、经过血浴洗涤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刺刀拼杀技贡献了出来(到目前为止,解放军还保持着刺杀训练)。其中对刺刀拼杀有详细的分解,不仅刺法简单有效,更糅合对战时地理环境等诸多的考虑,在技术上不光重视刺刀和枪托的杀伤力,还注重腿法的使用。

    而且,随着深入学习和掌握,刺刀拼杀技还有“快”、“稳”、“狠”等技巧,并注重“骗”、“闪”、“防”、“诈”;在应用上更是强调利用周边环境避实就虚,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生存能力。

    当然,杨天风以后还要组织民兵之类的预备武装,或者用老旧枪枝,或者使用缨枪、长矛、梭镖、大刀等冷兵器的现象,也会大量出现。从历史经验来看,抗战中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缨枪在适当时候,也能够显示出特有的威力。

    因为,其长度可以保证在与日军步兵肉搏时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其次,与双手持的大砍刀相比,缨枪不需要大幅度挥舞,也不需要高强的武艺,且更便于多人协同作战。

    “杀!”“杀!”“杀!”,喊声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嘹亮,数百把明晃晃的刺刀映着阳光,不停地发出耀眼的寒光,更显威势。

    杨天风头上见了汗,依然一丝不苟地做着示范,并不时停下来,边纠正着战士们的动作,边讲解着。

    “你们在学练过程中,不仅要千百次地重复,更要不断揣摩总结。”杨天风大声说道:“练一次,就进步一次,扎实一次,没有尽头;要拳不离手,绝不能松气。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反复练习,是巩固已掌握的技术的一种重要手段。每练习一遍,就应有一遍的效果。通过不断复习,巩固已学会的动作,使已经掌握的技术规格形成正确定型,逐渐形成正确动作的动力定型,然后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

    因为冷兵打斗是血腥而残酷的,两人相互碰撞的刹那,也就是分出高低上下的瞬间,根本没有“想”的时间。

    “动作不要过大,象抡大棒一样。”杨天风再度停下来,做着防右刺的动作,“对方的枪刺过来时,不是甩臂去拨,而是把握枪托的右手腕当作力量爆发的中心点,一个翻压,自然带动了右臂和左手的动作。幅度小,爆发力却强,借着对方刺过来的劲儿,足以把对方的枪刺打下去。接着一个突刺,就把对手撂倒了。甚至你不用多大劲儿,借着对方前突的惯性,让对手自己顶到你的刺刀尖上来。”

    实用必不良于观,美观必不实用。拼刺刀不是武术表演,动作越紧凑越好用,越简单越快捷。当然,掌握这样的动作也需要有点悟性,有的人就是练一辈子,动作也总笨不拉叽的,叫人感到不得劲儿。

    时间很紧,当然对于无所事事,心无大志的人来说,时间在什么时候都很宽松,但杨天风却不是这种人。形势是个看不见的东西,但要有所成就,就必须顺应它的变化,抓住稍瞬即逝的机会。

    花园口决堤后,国府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将有效地激起抗日前线的豫皖苏鲁等地民众的抗战热情。如六月十一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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