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痛苦，我就会好受一些，而我没有。母亲其实是看到我有多么悲伤，多么孤独，两室两厅的房间，除了阳台上有一盆高到屋顶的竹子，并没有什么家具，单人沙发，椅子一把，盘子碗是一个，茶杯也是一个，床头柜是一个，台灯是一盏，所有应该有两个的东西全是一个。母亲和二姐两口子来了后，我才去添了长沙发、三把椅子和碗盘杯子。母亲看到的我，是骨子里的我，并非外表装作快乐的那个假我。有什么事比亲口讲给母亲听，更让一个做女儿的感到快乐的呢？孩子未生下来，母亲就开始为她的一生担忧操心，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而母亲不明事由，那份担忧操心会减少吗？
不会的。我没有和母亲说心里的事，其实是让母亲更担忧操心。
P间间断断有信来，告诉我他的情况。他在我回中国后，去了一趟日本，他见到好些东方女子，但说那不是我。他想念我。我告诉他，我接母亲来北京度假，因为她来，我又买了一台空调和一张舒服的沙发床，北京天气连续高温，已有两台空调还不够。他说不能帮我分担这些责任，很抱歉，不过为我高兴，可以和母亲住一段时间。他说要和译我小说的译者见面，向她交代译这本书时要注意的许多问题。每每我写了一本新书，他都会祝贺。他记得我的生日，寄来卡片，是一张雕塑家做他头像时拍的照片，他寄来出版社将他的小说做成的两盒磁带，说这样我能听见他的声音。
他有一次被媒体攻击，因为大学创作班里一女学生和他的感情纠葛，那女学生把事情弄到学校和报纸上去，弄得他非常狼狈。我写了信。他说不要相信她那一套，他在写一本书，回忆少年时，尤其是母亲骑马跌下住院到去世那段时期，那是他人生和写作最早的训练。
他后来有了新女朋友，又搬出了家，新女朋友出过一本小说。看着电脑下端网络信号闪烁，我的心仍是像当初一样痛，我做了一个深呼吸，以避免泪水流下来。我们生离死别，天各一方，时间越久越感觉到这点。
早上出门前三哥对我说什么呢？我想起来，当时，他声音放得很低，说是天气太热，儿女都到齐，明天母亲就可出殡火化。
我准备好和母亲说再见了吗？我准备好和过去一刀两断了吗？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我想起自己在伦敦的夜晚穿越，走进多恰斯顿旅馆参加伍尔芙夫妇的荷加斯出版社举办的百年庆祝宴会，与英国所有的文化精英、著名出版人、电视主持人、政客们共坐一席。《泰晤士报》连续几个整版介绍我的书、《每日邮报》和好几份英国大报整版介绍，几乎所有的小报杂志都跟了上来，印有我一人高的照片和书封面，书店机场，甚至边缘的小岛书店都是。我终日辗转在机场、高级旅馆、饭店、电视台、各种文学节会场做书宣传，鲜花掌声簇拥。我敢拒绝与欧洲出版社的名编共进晚餐，让我的译者代替我；我敢不听从有权威的杂志想拍的露身体的照片，拒绝采访，不按他们的时间进行推销我的书；我要求邀请我的机构必须提供头等舱，作为条件。我真是吃了豹子胆。那是我一生的高峰，我多么不可一世，多么骄傲，万事皆顺，仿佛天下都是我的。鹰屋16号和运河都雾蒙蒙，水波随风轻轻摇摆。我们站在水边看鱼。鱼始终不显现。那条运河，永远停泊着一些不行驶的船，我在那条飘着花香的小道上，与心爱的人邂逅：我坐在椅子上，他突然看见我，蹲下来，说你真像一个逃难者。我就是一个逃难者，我逃离层层苦海，托着他的爱情向天上飞。
多么幼稚的我，愚蠢的我，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有一天上天会让那一切离我远去，让我重新跌下深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跌得更惨，更不复人形，更找不到自己！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呢？生活的残忍，从一出生，我该是领教过，该是比其他人更知其真面目，可是我不知。直到我躺在深渊底，发现只有无边的黑暗和痛苦时，才看清。
我是如此无用，如此孤独，身边连一只猫和狗都没有，更没有一个人！我想起我爱的人，在世界另一方，他会如何说，人只能自救。
我只得自救，一丝气息尚存，我得活下去，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活下去，是不是？那我就得先从地底里爬起来，坐起来，再学会走路，一步步迈出深渊。是啊，相比P，我从未爱过其他人。我丈夫是谁？他从来都是一个陌生人，早晚我们得分手，只是时间而已。我借一个特制的时间透视镜来看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故意看轻他。这些年我离开伦敦后住在北京，从未想念他，我也是自欺欺人。朋友们评论他时，说他年纪那么老，思想教条陈腐不堪，为人骄傲，眼界窄小，一身匠气，脾气还固执，他毫无生活情趣，喝咖啡也是速溶，逢年过生日从未送人礼物或庆祝，与人交往，永远隔着一层心思，你想想你收过他一束鲜花和巧克力吗？他走路完全是一个老年人，身上气味也是老年人，手上皮肤都是老年斑，从不做家务事，睡觉打呼噜，不喜欢运动，不喜欢戏院影院餐馆，也不讲究衣着。
可是无论如何逃离他、周遭人如何评论他，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丈夫对我而言，一直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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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母亲不明事由，那份担忧操心会减少吗？
不会的。我没有和母亲说心里的事，其实是让母亲更担忧操心。
P间间断断有信来，告诉我他的情况。他在我回中国后，去了一趟日本，他见到好些东方女子，但说那不是我。他想念我。我告诉他，我接母亲来北京度假，因为她来，我又买了一台空调和一张舒服的沙发床，北京天气连续高温，已有两台空调还不够。他说不能帮我分担这些责任，很抱歉，不过为我高兴，可以和母亲住一段时间。他说要和译我小说的译者见面，向她交代译这本书时要注意的许多问题。每每我写了一本新书，他都会祝贺。他记得我的生日，寄来卡片，是一张雕塑家做他头像时拍的照片，他寄来出版社将他的小说做成的两盒磁带，说这样我能听见他的声音。
他有一次被媒体攻击，因为大学创作班里一女学生和他的感情纠葛，那女学生把事情弄到学校和报纸上去，弄得他非常狼狈。我写了信。他说不要相信她那一套，他在写一本书，回忆少年时，尤其是母亲骑马跌下住院到去世那段时期，那是他人生和写作最早的训练。
他后来有了新女朋友，又搬出了家，新女朋友出过一本小说。看着电脑下端网络信号闪烁，我的心仍是像当初一样痛，我做了一个深呼吸，以避免泪水流下来。我们生离死别，天各一方，时间越久越感觉到这点。
早上出门前三哥对我说什么呢？我想起来，当时，他声音放得很低，说是天气太热，儿女都到齐，明天母亲就可出殡火化。
我准备好和母亲说再见了吗？我准备好和过去一刀两断了吗？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我想起自己在伦敦的夜晚穿越，走进多恰斯顿旅馆参加伍尔芙夫妇的荷加斯出版社举办的百年庆祝宴会，与英国所有的文化精英、著名出版人、电视主持人、政客们共坐一席。《泰晤士报》连续几个整版介绍我的书、《每日邮报》和好几份英国大报整版介绍，几乎所有的小报杂志都跟了上来，印有我一人高的照片和书封面，书店机场，甚至边缘的小岛书店都是。我终日辗转在机场、高级旅馆、饭店、电视台、各种文学节会场做书宣传，鲜花掌声簇拥。我敢拒绝与欧洲出版社的名编共进晚餐，让我的译者代替我；我敢不听从有权威的杂志想拍的露身体的照片，拒绝采访，不按他们的时间进行推销我的书；我要求邀请我的机构必须提供头等舱，作为条件。我真是吃了豹子胆。那是我一生的高峰，我多么不可一世，多么骄傲，万事皆顺，仿佛天下都是我的。鹰屋16号和运河都雾蒙蒙，水波随风轻轻摇摆。我们站在水边看鱼。鱼始终不显现。那条运河，永远停泊着一些不行驶的船，我在那条飘着花香的小道上，与心爱的人邂逅：我坐在椅子上，他突然看见我，蹲下来，说你真像一个逃难者。我就是一个逃难者，我逃离层层苦海，托着他的爱情向天上飞。
多么幼稚的我，愚蠢的我，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有一天上天会让那一切离我远去，让我重新跌下深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跌得更惨，更不复人形，更找不到自己！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呢？生活的残忍，从一出生，我该是领教过，该是比其他人更知其真面目，可是我不知。直到我躺在深渊底，发现只有无边的黑暗和痛苦时，才看清。
我是如此无用，如此孤独，身边连一只猫和狗都没有，更没有一个人！我想起我爱的人，在世界另一方，他会如何说，人只能自救。
我只得自救，一丝气息尚存，我得活下去，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活下去，是不是？那我就得先从地底里爬起来，坐起来，再学会走路，一步步迈出深渊。是啊，相比P，我从未爱过其他人。我丈夫是谁？他从来都是一个陌生人，早晚我们得分手，只是时间而已。我借一个特制的时间透视镜来看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故意看轻他。这些年我离开伦敦后住在北京，从未想念他，我也是自欺欺人。朋友们评论他时，说他年纪那么老，思想教条陈腐不堪，为人骄傲，眼界窄小，一身匠气，脾气还固执，他毫无生活情趣，喝咖啡也是速溶，逢年过生日从未送人礼物或庆祝，与人交往，永远隔着一层心思，你想想你收过他一束鲜花和巧克力吗？他走路完全是一个老年人，身上气味也是老年人，手上皮肤都是老年斑，从不做家务事，睡觉打呼噜，不喜欢运动，不喜欢戏院影院餐馆，也不讲究衣着。
可是无论如何逃离他、周遭人如何评论他，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丈夫对我而言，一直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