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了《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方案及要领》,明确提出调查、开发华北资源的计划。

    12月7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官员经过协商,研究制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确定日本对华北的目标,是使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贯彻于华北。

    华北五省或者独立、或者自主,又或者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或者建立局外中心裁兵地区。

    当月,日本关东军曾以沽源县东部,长城以外地区,应属热河省丰宁县为由,要求察哈尔省主席,第29军驻军退入长城以内。

    但宋军长,没有理会日本的无理要求。

    1935年元旦,海沽的普通老百姓,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的铁蹄,随时可能踏入海沽。

    忧心忡忡的路承周,随时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虽然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但路承周借着警察教练所同学会常务理事的身份,经常与川崎弘保持着联系。

    以前路承周只感觉到,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现在看来,狼真的来了。

    “川崎弘请了几天假,你知道去向么?”李向学见到路承周后,问起了此事。

    “他跟我提了一句,要去趟大连。”路承周说。

    川崎弘身为驻屯军的参谋,能从他的支言片语,知道很多有用的信息。

    “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都去了大连,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谋求华北自治,控制华北五省。”李向学缓缓的说。

    1935年1月4日至5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示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逐步前进。”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华北又将制造事端,迫使南京政府让步,以达到他们控制华北,谋求华北自治或独立的目的。

    然而,就在此时,军统海沽站的站长王小湘,独自倒毙于家中。

    等路承周接到消息,赶到爱丁堡道32号时,王小湘已经宣告不治。

    此案依然由温秀峰负责,但路承周没有再掺和,只是在下午,他与刘有军见了一面,详细了解情况。

    “站长应该是意外中毒而亡。”刘有军叹息着说。

    堂堂军统海沽站站长,没有死在与敌人交锋的战场上,竟然死在家里,实在太奇怪了。

    “谁下的毒?”路承周惊讶的问。

    他脑海里,突然冒出王小湘诊所房间的那些瓶子,当时他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只是,此时的路承周,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动的手。

    虽然路承周没有告诉野崎,王小湘的住处,但日本人要找到军统海沽站的办公地点,也不算难事。

    “很可能是因为试药而中毒身亡。”刘有军遗憾的说。

    王小湘有个爱好,就是“试药”。

    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做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

    刘有军曾经劝说他,这样很冒险,可王小湘却处之泰然,依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军统除奸的方式之一。

    因此,有军统特工曾经开玩笑的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

    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

    结果王小湘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

    “站长精通医学,就算试药,也不会拿性命开玩笑。会不会是遭人陷害?”路承周问。

    “这个案子,不是交给侦缉股了吧?你有机会,去打探一下吧。”刘有军说。

    王小湘死后,他这个书记压力很大,如何向总部汇报呢?如果路承周真能找到线索,反倒好报告了。

    “站长为革命牺牲,以后海沽站,是不是由有军兄主持工作?”路承周问。

    “要等总部通知。”刘有军轻轻摇了摇头。

    按说,以他的能力,担任海沽站长,也是没问题的。

    但刘有军的资历太浅,海沽现在虽然只有一个情报组,一个军情组,但未必会全部听他的。

    很快,南京发来电令,海沽站由北平站站长陈树公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

    除了海沽站属下的情报组、军情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

    路承周自然属于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的人员,而刘有军跟从前一样,既接受北平站的指挥,又可以向南京汇报。

    同时,刘有军还是路承周的唯一联络员。

    得到通知后,路承周也很是意外,自己与海沽站,因此而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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