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型。既然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依据,凭什么说《锄奸》反现实主义?”

    说到这里,许望秋扫了一眼全场,见众人都微微点头,便继续往下讲:“再说歪曲地下党形象。请问我们什么地方歪曲地下党形象了?在《锄奸》中,锄奸小队落入敌人的圈套,大部分队员都战死了,只剩下段海平他们三个人。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不顾牺牲,坚决铲除叛徒,最后只有段海平活下来。电影里的地下党舍生忘死,为革命前赴后继,请问我们哪里歪曲地下党形象了?再说叛徒,我们有美化叛徒吗?没有吧!我就不明白,明明是一部颂扬地下党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电影,怎么就扯到歪曲地下党形象了呢?”

    胡清明冷冷地道:“你刚才说故事原型是特科锄奸,但在《锄奸》的故事里,南江省省委机关被敌人捣毁,锄奸小队全部牺牲,只剩下段海平活了下来。我们的地下党就这么无能吗?这难道不是对特科和地下党的最大抹黑吗?”

    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很多,比如北影厂重拍《南征北战》,有一次拍战斗中的战士,为了增加战斗气氛,导演成荫给两个战士脸上涂了点黑色油彩,结果被指责为“肆意歪曲我军英雄形象”。再比如中国和加拿大联合拍摄《白求恩》时,外国导演觉得八路军脸上太干净,往战士脸上抹了点土。中方导演一看,马上把土给擦了,说八路军怎么能脏兮兮的呢!

    眼前这位差不多也是这个逻辑,地下党怎么能牺牲呢?《锄奸》竟然让地下党牺牲这么多人,就是在歪曲地下党形象啊!

    这种创作思维主导了中国影视很多年,导致主旋律电影的主角都高大全,没有任何缺点,身上全是优点,跟圣人似的。由于人物和故事过于虚假,过于脱离实际,观众根本不爱看,以至于绝大部分观众一听主旋律就摆手。

    这也让很多电影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观众不爱看主旋律。陈可欣的《投名状》跟《集结号》打擂台的时候,就觉得一部拍解放军的电影,老百姓怎么会认呢?结果巨星云集的《投名状》被《集结号》打得满地找牙。后来的《战狼》、《红海行动》等电影都证明,观众是认主旋律的,关键是你要拍得好看。

    许望秋无法理解胡清明的创作思维,忍不住道:“1934年12月6日早晨,在叛徒张阿四的引领下,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邝惠安被捕。几乎在同时,特科行动科的孟华庭、赵轩等人均遭到逮捕。到傍晚,30名特科队员全部被捕。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4位烈士被执行绞刑,其余的不是重刑就是叛变。再说北平特科,1934年11月, 11月7日,北平特科的20名成员全部被捕,整个北平特科完全被敌人摧毁。我们电影中锄奸小队队员大部分战死,如果这叫不真实,那请问胡部长什么叫真实?如果我们把敌人拍成傻子,拍成白痴,那前辈们牺牲的算什么?是被傻子打死的吗?”

    许望秋指着头顶,大声道:“你敢摸着自己的良心,敢对着天上的烈士说这话吗?”

    魔影厂都被许望秋惊着了,心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根本不是对话,是在质问啊!

    张克不可能自己的学生承受一切:“我就是地下党,蹲过国民党监狱,在监狱中看到过我们的同志被敌人带出去枪杀。我绝对不会歪曲地下党形象,更不会歪曲死去战友的形象!在我看来,如果把地下工作拍成过家家,把地下工作说得很容易,把地下党拍成打不死的金刚,那才是对地下工作的最大歪曲。”

    谢非是红二代,并不怕事,又是《锄奸》的联合导演,也忍不住开口了:“把敌人拍成傻子,把地下党拍成战无不胜,我们的后辈会怎么想?他们以为敌人是傻子,革命跟玩闹似的,轻松就成功了。我们给年轻人讲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他们如何能够理解这句话?又怎么能理解前辈作出的巨大牺牲?这才是对先烈们的亵渎,对地下党形象的最大歪曲!”

    魔影厂的人目瞪口呆地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心想北电的老师和学生很厉害啊,面对胡部长毫无惧色,还说得特别有道理。

    张克毫不客气地道:“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如果我们的电影真有问题,那我无话可说,但要是给我们扣反现实主义、抹黑地下党形象这种帽子,我绝对不会认!这官司就是打到中央,打到最高首长那里,我也绝对不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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