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稳了稳自己的情绪,拱手说道:“皇上、诸位大人,今后,盐税的钱请都留着,用在大事上,我可以保证,再过二、三十年,我大晋将比汉武帝最好的时候都要强大十倍、百倍。”

    李松说这话前是有所考虑的,那就是如何才能打动朝堂上的所有人。描绘今后的宏伟蓝图是最直截了当的,但是如果直接说“很好很强大”,大家没什么概念,就不容易说服。必须来个对比,这样大家就清楚了。

    华夏历史上,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汉唐了。唐朝这时还没影呢。在魏晋时代的人看来,汉武帝中期时的汉朝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了,而到了汉武帝后期,国家实力其实是有所下滑的。

    李松现在说比汉武帝最好的时候还要强很多倍,大家就有直观的印象了,同时也感觉有点“恐怖”,那该是强大到何种程度啊?

    如果是其他人讲这种话,多半会被大家嗤之以鼻,觉得是吹牛。但是李松讲这话,大家服气。因为从他两次赫赫战功,到献上高产农作物,再到这次超出每年财政收入的盐税,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可算是不小的功劳。而集这些功劳于一身,朝堂上可没人敢说自己能做到。

    不仅是功劳大,而且还敢于付出。从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到这次忍辱含羞被羌人扣押一年,安宁侯的人品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张华说:“安宁侯的话,我们自然相信。可是到底什么是大事呢?”这一问也代表了大家的疑问,不少官员也看向李松。

    这个问题,李松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应该说,大事很多,每一件都很重要。现在首先要办的是关于朝廷购买一部分土地的事情。

    李松读过不少历史类的文章,知道到了每个封建王朝的末期,通常都会出现土地兼并异常严重的情况。

    古代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其实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遇到重大灾害、亲人有重大疾病等情况,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卖掉土地,换取粮食或钱。

    由于这一客观因素,到了王朝末期,土地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引发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然后又开始了兼并的过程,周而复始。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李松觉得由朝廷掌握一部分土地,也许是一个途径。具体说来,就是每个郡县都购买20%的土地,平时也租给农民,收取合理的地租。

    当土地兼并严重,很多人没有地可种时,由朝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节,尽可能安排出土地给这些人去耕种,比如原本由2户租种的土地,安排给3户来租种;或者由没有空余土地的地方,安排到有空余土地的地方去租种。

    这种调节肯定不是让人满意的生产方式,却能让即便最贫苦的人,也有活命的机会,从而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假如朝廷有钱,是不是可以购买50%乃至全部的土地呢?

    李松认为不必。因为私人拥有的土地,耕种效率通常更高。朝廷拥有过多的土地,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并不是最有利。

    朝廷的土地,只要在关键时刻起到缓冲作用就可以了,所以20%已足够。当然,如果以后发现这个比例仍然不足,也可以适当提高一些。

    另外,朝廷拥有土地,还能对各地的地租水平起到一个引导作用。比如,朝廷某地的土地是收成的30%作为地租,那么当地地主就很难超过这个比例太多,因为租户有其他选择。

    朝廷的土地还可以在灾年缓收地租,到丰年再补上。诸如此类的各种惠民举措,都可以对各地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虽然这些仍不足以保证不会出现土豪劣绅,但租户至少有了选择的余地,而不是任由宰割。

    当李松对大家详细讲述了他的方案时,所有人都若有所思。

    土地兼并的后果,在两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西汉、东汉均延续了200年左右,到了王朝末年,都出现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一旦遇到灾荒之年,就分别引起了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

    而原本的历史上,晋朝以后的各朝代,土地兼并也一直是个顽疾,明末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很多穿越到明末的网络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现在晋朝承袭了自魏国以来相对稳定的局面,但也经过了60多年,土地兼并又有了苗头,需要未雨绸缪,李松的这个方案可谓正当其时。

    如果朝廷能提供土地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对于社会稳定无疑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如果朝廷没钱的话,这个方案就是空中楼阁。而李松先是找到了茶卡盐湖,然后再来实施这个方案,就显得环环相扣,水到渠成。

    若干年后,朝廷购地方案又影响到了交趾的事,等于又扣上了一环,这是后话。

    李松说:“这个方案需要很多资金,但是盐税也是源源不断的,故而可以把这个方案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每年逐步施行。”

    张华点头称是,如此一来,整个方案就非常稳妥了。

    至此,大家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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