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

    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泰昌帝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案件余波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

    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争议

    关于泰昌帝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chūn yào。

    chūn yào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chūn yào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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