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夜色浓重如墨,只有零星灯火在远处寂寞地闪烁。杜正贤家中,昏暗的灯光将人影拉得扭曲变形,仿佛映照着屋内众人支离破碎的心境。

    武惠良那悲愤的控诉在空气中渐渐沉寂,只留下磁带空转的“沙沙”声和岳母压抑的啜泣。杜正贤深深陷在沙发里,头颅低垂,肩膀垮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但在这看似被彻底击垮的表象下,这位老父亲的心却如同

    冰封的河面,底下涌动着绝望中的算计。

    古风铃是死是活,杜正贤压根不关心。那种人就算结局再凄惨,也是咎由自取。可杜丽丽是他的亲生骨肉,血脉相连。

    纵使她千错万错,听到录音里女儿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时,杜正贤心如刀绞;想到她此刻可能正独自面对冰冷的审讯,他更是五脏俱焚。压倒一切的念头,是要让她活下去。

    “能让她活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念头如同烙印烫在他的心上。什么脸面、声誉,在女儿的生命面前都轻如鸿毛。他甚至做好了搭上自己仕途的准备。

    武惠良看着眼前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的岳父,看着他眼中那份卑微的乞求,恍惚间明白了。明白了一贯强势的岳父为何姿态如此之低??不外乎是想为杜丽丽争取一线生机,不让她在年华正好时彻底凋零。

    对于岳父刚才那略显拙劣的试探,情绪平复下来的武惠良也回过味来。那不是恶意,而是一个父亲在绝境中慌不择路的无奈。他没有怪罪,因为他本性就不是落井下石之人。

    冷静下来后,他也无法完全推卸责任。自己平日忙于工作,有多少次忽略了妻子的情感需求?或许正是这种疏离,才给了古风铃可乘之机。这个认知像根细刺,扎在他心里。

    人毕竟是感性的动物。多年感情不是一朝能抹去的。即使在那最不堪的时刻,杜丽丽也没有否认过爱,虽然那爱已扭曲变质。

    武惠良沉默了很长时间。客厅里只有时钟滴答和压抑的抽泣。他的内心天人交战,理智与情感相互撕扯。

    最终,他抬起头,声音干涩却平静:

    “爸……………”这个称呼带着艰难,“事情已经这样了。该怎么处理,有法律,有组织......不是哪一个人能完全左右的。”

    他停顿了一下,斟酌着措辞:

    “我会如实说明情况。但......仅限于必要的,已经发生的事实。”他避开岳父期盼的目光,“其他的......我不会主动去说什么,也不会去做任何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推动。”

    这番话虽不露骨,听在杜正贤耳中却如蒙大赦。这就够了!武惠良没有落井下石,这就是能为丽丽争取到的最好局面!

    杜正贤紧绷的神经骤然一松,巨大的庆幸和酸楚同时涌上心头。他猛地低下头,用布满老茧的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起来,发出压抑的呜咽。这一次,不是表演,而是一个父亲在绝望中看到微光后,情绪的彻底决堤。

    武惠良百感交集地站起身,默默离开了这个充满悲伤与微弱希望的家。夜风很凉,吹在他滚烫的脸上,带来一阵清醒的刺痛。他知道这个决定或许显得软弱,但他遵从了内心的选择。未来的路,对每个人都将漫长而艰难。

    四个月后,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关于古风铃与杜丽丽案件的处理意见,在经过了严格的司法程序和省、地两级的慎重研究后,终于有了定论。

    古风铃作为利用身份蛊惑他人、主动勾引并严重破坏他人家庭的主要责任者,行为恶劣,影响极坏,在公安机关从重从快的原则下,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他被削去了“诗人”的光环,锒铛入狱,他那些曾经被追捧的“超越”与“嬗变”的诗句,如今只成为人们唾弃其道德败坏的注脚。他所在的《山丹丹》编辑部也迅速与其划清界限,刊登了批判其行为的声明。

    而对杜丽丽的处理,则显得更为复杂和审慎。一方面,她作为有夫之妇,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事实清楚,影响极坏,必须严肃处理。

    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其父杜正贤主动向组织深刻检讨,承认对女儿管教不严,并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甚至主动递交了引咎辞职的申请。

    虽未获批准,但最终因对子女的教育不善,被记大过处分,调离文化局重要岗位,安排至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担任闲职。

    更重要的是,受害者武惠良在组织调查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他如实陈述了事实,但并未额外提出严厉的惩处要求,甚至在私下里,通过某种渠道,表达了一丝“希望给她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意愿。

    这意愿虽未明说,但其不落井下石的态度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缓冲。

    最终,经研究决定,杜丽丽被开除公职,给出了判三缓四的刑罚,但免于牢狱之灾,交由单位和家庭严加管教。

    这意味着她虽然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污点,但至少保住了活着的权利,保全了自由之身。

    这个结果传到杜正贤耳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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