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说的“为幼主摄政”,在旁人听来就是玩笑话,但逊清王室当做了救命稻草。

    自徐世昌上台起,紫禁城里重新热闹了起来,不少人又开始花钱找小朝廷要谥法、门联,而且价钱有渐长的势头,遗老们趋之若鹜。

    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就很尴尬了。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没多久,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重归平静。

    胡适很不爽:“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这方面,正好吴佩孚不打了,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转入南北和谈;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

    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

    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晴雨表”:保守时,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激进时,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

    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并举行郊天祀礼,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

    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他说:“民国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缓慢,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学等西方之文明!还在这畅谈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

    胡适语气激昂地说:“孔子依旧是权威,只有权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洋人的权威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

    钱玄同大加称赞:“说得好!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

    胡适点头说:“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他们两个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了。

    “砸个稀巴烂也不至于,都砸烂了,我们的根不就没了着落,”蔡元培稍稍压了压两人的劲头,然后对李谕说,“疏才是现在的科学领袖,你对此如何看待?”

    李谕知道势头不可阻挡,也没必要阻挡,矫枉有时候稍微过正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说:“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这一点毫毋庸置疑。”

    胡适高兴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会支持我们。”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谕笑道,“不过最好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必要否定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有人研究整理国故,也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其中说不定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两位说对不对?”

    钱玄同相比胡适更加激进,说道:“白话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国故都是文言文,当然要打倒。”

    好在他现在还没想废除汉字。

    李谕说:“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过断层,靠的正是那些国故,要是全废掉,说不定就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是应该引进,但我希望两位能晓得,如果只提倡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必要的消化,未能来得及符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消化不良。”

    胡适说:“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国故?”

    李谕说:“我虽然不懂经典古籍,但一直认为它们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这种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统治思想,而是真正对国学的研究,那时候,国故就不是国故,而是国学。”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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