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从宋朝开始，军费开销日益庞大，边军军饷的问题还算好解决，可粮草的问题就难了，需要往边境运粮，还要抽调民夫徭役，中间耗费无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朝廷就开了交引法。
所谓的交引法，就是让商人帮忙运粮到边境，然后给他们一定政策上的优惠，目前实行的就是茶法。
茶虽然在我国很早被人食用，但起初它只是贵族地主们的消遣品，在民间还没有流行。
到了唐代，饮茶才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制茶叶和茶叶贸易也开始发达起来。
唐中叶以后，茶便被视为一种征税对象，并且不久就确定了专卖制度。
茶、盐、铁、酒等成为朝廷征榷专卖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到了宋代，茶已经和米、盐一样，成为百姓“一日不可以无”的生活必需品。
宋政府继续前代的办法，实现茶叶的官专卖制度，茶利遂成为宋政府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
在李谘改革北宋榷茶制度以前，宋政府实施的茶法主要是“入中法”。
雍熙二年，因对外用兵，北部边防粮草缺乏，遂让商人自运粮草缴纳给边防各地。
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市价及商人运送路程的远近计价，并有一定的优惠，再发给商人一种领款凭证，名为“交引”，这也是交子的起源。
商人持交引到京城领款，或由京师榷货务批引后，到解州、江淮地区领取茶，这就是入中。
补偿入中的货物后来又增加了香、矾，于是入中就成了宋代专卖制度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此法有利于北宋的国家财政。
但这个法子虽然比较好，可有个作价的问题。
宋朝朝廷使用这个办法，是为了解决朝廷自己征集与运送粮草的成本。
然而商人也要花费成本才能够把粮食运到边境，那么从官府角度考虑，因急于为沿边筹集粮草，必须优价鼓励商人入中，就要给商人一定优惠政策。
比如这次商人运粮花费的成本是八十万贯，朝廷为了提高商人运粮的积极性，就要给这八十万贯估成一百五十万成本，让商人多赚钱。
虽然商人赚钱是合理的事情，但这八十万贯变成一百五十万贯对于朝廷来说，还是难以承受，就变成额外支出的冗费之一。
事实上这部分支出一开始没有那么高，按照之前政策，进行实估的话，八十万最多变成一百万或者一百二十万。
但随着战事吃紧，边境粮食短缺，再加上入中法属于异地结算延期付款的赊买制度，操作极为繁杂。
从交货到取款，距离远、时间长、交引批转手续多、交通费用大，与现钱交易相比，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等特点，造成了支付的价格越来越高。
因为宋政府的购买机构为了获得足够的入中粮草，必须多给交引、高予虚估。
交引发行越多，结算机构就越无力及时兑现，势必导致交引的票面价格缩水而向实际价值回归，最终挫伤入中者的积极性。
而一旦入中减少影响了军需，购买机构只能更进一步加大虚估。并且作价不合理，又导致各场务要多付茶叶。
入中商人多半与边地官吏相勾结，故意高估入中货物的价值，从中渔利。
这种虚估之弊又使宋政府蒙受严重损失。
简单来说，就是原本八十万的成本，实估最多一百万。
可商人和边地审查官吏勾结，抬高货物价值，把八十万成本抬到一百五十万，大大增加了宋朝朝廷的支出成本。
李谘的见钱法就是把大量国库里的现金运到边关去，你当场运货，我当场结现金，就避免了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等缺点。
然而对于贪官污吏以及大茶商来说，这个办法减少了他们的牟利空间，自然纷纷反对。
对于三司使等高层来说，他们不一定参与到里面的贪污中去，毕竟他们的工资非常高，没必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贪污。
可见钱法需要把国库大量的现金运到边关去，短时间内会把国库掏空，让朝廷变得无钱可用。
结果就是下面的茶商和贪官污吏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上面的朝廷大臣又形成了另外一股反对势力，结合在一起对李谘的改革派群起而攻，最终造成李谘被贬官，见钱法改革失败。
今年眼看李元昊要叛乱的势头越来越猛，边境又要开战，战事一起，国库消耗不计其数，为了节省这部分虚估支出，赵祯又想开交引法。
毕竟交引法确实不错，每年能为朝廷省一百多万贯钱，对于朝政支出来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
然而还是那个问题。
再次实行见钱法，下面的大茶商和贪官污吏反对，上面管钱袋子的朝廷大臣们也反对。
李谘也因为上次被贬官而心灰意冷，一直想辞官不干，见钱法还没开始就要流产，让赵祯等人心急如焚。
如果赵骏有实际可行的办法，那对于他们来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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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朝廷就开了交引法。
所谓的交引法，就是让商人帮忙运粮到边境，然后给他们一定政策上的优惠，目前实行的就是茶法。
茶虽然在我国很早被人食用，但起初它只是贵族地主们的消遣品，在民间还没有流行。
到了唐代，饮茶才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制茶叶和茶叶贸易也开始发达起来。
唐中叶以后，茶便被视为一种征税对象，并且不久就确定了专卖制度。
茶、盐、铁、酒等成为朝廷征榷专卖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到了宋代，茶已经和米、盐一样，成为百姓“一日不可以无”的生活必需品。
宋政府继续前代的办法，实现茶叶的官专卖制度，茶利遂成为宋政府的主要收入组成部分。
在李谘改革北宋榷茶制度以前，宋政府实施的茶法主要是“入中法”。
雍熙二年，因对外用兵，北部边防粮草缺乏，遂让商人自运粮草缴纳给边防各地。
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市价及商人运送路程的远近计价，并有一定的优惠，再发给商人一种领款凭证，名为“交引”，这也是交子的起源。
商人持交引到京城领款，或由京师榷货务批引后，到解州、江淮地区领取茶，这就是入中。
补偿入中的货物后来又增加了香、矾，于是入中就成了宋代专卖制度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此法有利于北宋的国家财政。
但这个法子虽然比较好，可有个作价的问题。
宋朝朝廷使用这个办法，是为了解决朝廷自己征集与运送粮草的成本。
然而商人也要花费成本才能够把粮食运到边境，那么从官府角度考虑，因急于为沿边筹集粮草，必须优价鼓励商人入中，就要给商人一定优惠政策。
比如这次商人运粮花费的成本是八十万贯，朝廷为了提高商人运粮的积极性，就要给这八十万贯估成一百五十万成本，让商人多赚钱。
虽然商人赚钱是合理的事情，但这八十万贯变成一百五十万贯对于朝廷来说，还是难以承受，就变成额外支出的冗费之一。
事实上这部分支出一开始没有那么高，按照之前政策，进行实估的话，八十万最多变成一百万或者一百二十万。
但随着战事吃紧，边境粮食短缺，再加上入中法属于异地结算延期付款的赊买制度，操作极为繁杂。
从交货到取款，距离远、时间长、交引批转手续多、交通费用大，与现钱交易相比，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等特点，造成了支付的价格越来越高。
因为宋政府的购买机构为了获得足够的入中粮草，必须多给交引、高予虚估。
交引发行越多，结算机构就越无力及时兑现，势必导致交引的票面价格缩水而向实际价值回归，最终挫伤入中者的积极性。
而一旦入中减少影响了军需，购买机构只能更进一步加大虚估。并且作价不合理，又导致各场务要多付茶叶。
入中商人多半与边地官吏相勾结，故意高估入中货物的价值，从中渔利。
这种虚估之弊又使宋政府蒙受严重损失。
简单来说，就是原本八十万的成本，实估最多一百万。
可商人和边地审查官吏勾结，抬高货物价值，把八十万成本抬到一百五十万，大大增加了宋朝朝廷的支出成本。
李谘的见钱法就是把大量国库里的现金运到边关去，你当场运货，我当场结现金，就避免了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等缺点。
然而对于贪官污吏以及大茶商来说，这个办法减少了他们的牟利空间，自然纷纷反对。
对于三司使等高层来说，他们不一定参与到里面的贪污中去，毕竟他们的工资非常高，没必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贪污。
可见钱法需要把国库大量的现金运到边关去，短时间内会把国库掏空，让朝廷变得无钱可用。
结果就是下面的茶商和贪官污吏形成一股反对势力，上面的朝廷大臣又形成了另外一股反对势力，结合在一起对李谘的改革派群起而攻，最终造成李谘被贬官，见钱法改革失败。
今年眼看李元昊要叛乱的势头越来越猛，边境又要开战，战事一起，国库消耗不计其数，为了节省这部分虚估支出，赵祯又想开交引法。
毕竟交引法确实不错，每年能为朝廷省一百多万贯钱，对于朝政支出来说，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
然而还是那个问题。
再次实行见钱法，下面的大茶商和贪官污吏反对，上面管钱袋子的朝廷大臣们也反对。
李谘也因为上次被贬官而心灰意冷，一直想辞官不干，见钱法还没开始就要流产，让赵祯等人心急如焚。
如果赵骏有实际可行的办法，那对于他们来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