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查封强学会(2/2)
官便把手中洋枪放下来。我和梁启超赶紧一人一边，抓着谭嗣同的手，把他拉开。
“这里面还有我们几人的手稿，可否让我等先收拾一番？”
“不可以！汝等手稿，必定也是妖言惑众之词，不可留！”
没等刘公公开口，那名御史厉声说道。
陈炽一脸悻悻，却又无可奈何。
一会，士兵们把洋人的印书机、发电机也搬出来。
陈炽见状，再次哀求说道：“刘公公，这印书机和发电机就留给我们吧。”
这两台洋机器据说是最先进的，价格不菲。陈炽有点不舍得。
那御史再次厉声说道：“不可！”
刘公公皱了皱眉头，转头对那御史说道：“杨御史，这机器何罪？何况，本监常常见到陈大人，陪同翁尚书，来宫中议事。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两台机器，留给他们又何妨？”
那杨御史讪讪一笑，说道：“那就依刘公公的。”
刘公公挥了挥手，让人推来一辆推车，还让人把那两台机器，搬到推车上。
“多谢刘公公好意。”
“陈大人，这是本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说完，刘公公看了我们几眼，眼神中似有几分怜悯。
陈炽叹了口气，向刘公公揖下手，便朝胡同外走去。我们几人推着印书机和发电机，跟在他后面。
到了胡同口，谭嗣同忍不住停下来，回头望。我也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救亡图存”那三个牌匾已被拆下来，随意丢在地上，被人踩来踩去。
“走吧，谭兄。”
“嗯。”
出了胡同，走到街边，我们几人开始迷茫起来，不知何去何从，就连那两台洋机器也不知放置何处。
我便出了一个主意，说源顺镖局离这不远，又刚好有多余的房间。不如先到源顺镖局住下，把那印书机和发电机也先放在镖局里，再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梁启超等人同意了。
到了镖局，安顿下来后，我们几人便向陈炽询问，这慈禧太后为何要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
“我也不知道这，这为何惹恼了太后。那诏书只说，杨御史告发我们莠言乱政，妖言惑众。经查，情况属实，特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不准再议论时政。
当初，翁尚书和我们说，此事陛下已首肯，只管大胆去说，大胆去做。谁知，如今……”
说着，陈炽突然抱着那印书机痛哭。我们几人不禁也黯然。
第二天，陈炽等人便去找户部尚书翁同龢。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太后的旨意，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那个御史叫做杨崇伊，是后党的骨干。
而那宫中太监叫做刘兴桥，也是慈禧太后身边人。但从那天的情形来看，这刘兴桥对我们倒是颇为同情。
几天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商量，决定另寻他处，继续宣传“救亡图存”之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他们几人全部离开了北京。那洋人的印书机和发电机，因为搬运太麻烦，最终放在谭府中。
几个月后，在黄遵宪等人的捐助和支持下，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按旬发行。每一份《时务报》，他们都有寄给我。
《时务报》上的言论，比起之前的《万国公报》更加激烈。
比如，“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等等之类的。
看到这些话，我便知道，这《时务报》也办不了多久。京城里的那位太后，不会容忍这些言论的。
果然，过了几个月，《时务报》虽然还在发行中，但再也没有出现梁启超、谭嗣同的文章了。
他们想要以报刊为阵地，宣传变法思想的愿望又落空了。
“这里面还有我们几人的手稿，可否让我等先收拾一番？”
“不可以！汝等手稿，必定也是妖言惑众之词，不可留！”
没等刘公公开口，那名御史厉声说道。
陈炽一脸悻悻，却又无可奈何。
一会，士兵们把洋人的印书机、发电机也搬出来。
陈炽见状，再次哀求说道：“刘公公，这印书机和发电机就留给我们吧。”
这两台洋机器据说是最先进的，价格不菲。陈炽有点不舍得。
那御史再次厉声说道：“不可！”
刘公公皱了皱眉头，转头对那御史说道：“杨御史，这机器何罪？何况，本监常常见到陈大人，陪同翁尚书，来宫中议事。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两台机器，留给他们又何妨？”
那杨御史讪讪一笑，说道：“那就依刘公公的。”
刘公公挥了挥手，让人推来一辆推车，还让人把那两台机器，搬到推车上。
“多谢刘公公好意。”
“陈大人，这是本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说完，刘公公看了我们几眼，眼神中似有几分怜悯。
陈炽叹了口气，向刘公公揖下手，便朝胡同外走去。我们几人推着印书机和发电机，跟在他后面。
到了胡同口，谭嗣同忍不住停下来，回头望。我也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救亡图存”那三个牌匾已被拆下来，随意丢在地上，被人踩来踩去。
“走吧，谭兄。”
“嗯。”
出了胡同，走到街边，我们几人开始迷茫起来，不知何去何从，就连那两台洋机器也不知放置何处。
我便出了一个主意，说源顺镖局离这不远，又刚好有多余的房间。不如先到源顺镖局住下，把那印书机和发电机也先放在镖局里，再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梁启超等人同意了。
到了镖局，安顿下来后，我们几人便向陈炽询问，这慈禧太后为何要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
“我也不知道这，这为何惹恼了太后。那诏书只说，杨御史告发我们莠言乱政，妖言惑众。经查，情况属实，特查封强学会和万国公报，不准再议论时政。
当初，翁尚书和我们说，此事陛下已首肯，只管大胆去说，大胆去做。谁知，如今……”
说着，陈炽突然抱着那印书机痛哭。我们几人不禁也黯然。
第二天，陈炽等人便去找户部尚书翁同龢。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太后的旨意，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那个御史叫做杨崇伊，是后党的骨干。
而那宫中太监叫做刘兴桥，也是慈禧太后身边人。但从那天的情形来看，这刘兴桥对我们倒是颇为同情。
几天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商量，决定另寻他处，继续宣传“救亡图存”之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他们几人全部离开了北京。那洋人的印书机和发电机，因为搬运太麻烦，最终放在谭府中。
几个月后，在黄遵宪等人的捐助和支持下，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按旬发行。每一份《时务报》，他们都有寄给我。
《时务报》上的言论，比起之前的《万国公报》更加激烈。
比如，“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等等之类的。
看到这些话，我便知道，这《时务报》也办不了多久。京城里的那位太后，不会容忍这些言论的。
果然，过了几个月，《时务报》虽然还在发行中，但再也没有出现梁启超、谭嗣同的文章了。
他们想要以报刊为阵地，宣传变法思想的愿望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