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6月18日,大兴。

    在民调处大兴分部的一间装饰古朴的公事房内,民调处总制王炳森站在书案旁,手握着一支雕印着珐琅纹理的毛笔,凝神吸气,正在泼墨书写,临摹前明董其昌所书《三世浩命》书帖。

    董其昌在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万钟并列,乃是前明时期少有的书画大家。

    “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作为官宦世家,更是曾为皇帝侍从官,王炳森的毛笔书法虽然无法与董其昌相比,但多年浸染,也是有几分功力,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颇有几分大家风范。在以阴森暴虐特务云集的民调处,他有此番造诣倒是显得那么的“画风迥异”。

    不过在齐国,使用毛笔者寥寥,世人皆用书写简单方便的羽毛笔或者浸渍笔,使得这种流传了千余年的毛笔书写方式在齐国境内有些势微。

    羽毛笔或者浸渍笔使用简单,对纸张的要求也降低不少,对于推进齐国的科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这些“小巧”的笔在书写过程中,似乎就少了几分传统古韵和美感,让来自秦国的文人学者见之,常常嗤笑为“卑末小道”、“粗鄙之举”。

    随着齐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也逐渐繁荣起来,国内不少文人和附庸风雅之辈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将毛笔“捡”了回来,然后去临摹书写从大陆搜集而来的各朝各代名人书贴。

    咱们齐国不仅有钱,而且还得有文化,不是吗?

    除了毛笔,各类书房摆件也开始堆到书房之中,以此来追慕宋明时文人的行止和心绪。

    呃,用后世的说法,也就是所谓装个逼!

    无论是酒瓢、笔筒、香筒、笔架、砚台,还是镇尺、臂搁、墨床、屏风、几案、棋盒,都是他们眼中的山林,心中的乐土,想象中的宋明儒雅之风。

    就像大陆秦国文人书斋案上总会陈设一些古玩摆件,并遵循“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美学原则,齐国一些王公贵族、高官显贵、文人学者也是如法炮制,一切形制皆仿神州,以此妆点风雅。

    哪怕是这些古玩摆件的座托、几架、箱盒等,纵然体型娇小,但无论是在用料还是工艺上,也都是讲究气韵超拔的精品。

    甚至不少精巧玩意,还是花费高价,从秦国进口买入,以此充点自己古朴典雅的书房。

    话说,秦国的工业发展程度自然是远不如齐国的大工业模式,不仅规模偏小,而且技术落后,若是敢放开市场的,必然会被齐国吊打。

    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岁月,秦国的各种手工艺制作却极度繁荣,包括宫廷在内的诸多文房摆件均由造办处各作坊承办,除了座钟、怀表、眼镜、珊瑚等精巧之物是来自齐国外,鲜有他国产品。

    这个时期,秦国境内无论是皇宫内院,还是民间雅舍,都能见到瓷制文房器具的身影,如笔架、臂搁、笔筒、水丞形制等,种类异常丰富,且釉色多样,常用墨彩、粉彩、青花、单色釉、冬青釉、粉白釉、粉青釉、珊瑚釉等。

    这些小玩意,随着秦齐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也逐渐传到齐国,并影响到国内的风雅之辈,相应地带动了秦国手工艺品的旺盛出口。

    嗯,这或许可以算是神州大陆的强势文化输出。

    毕竟齐国崛起于蛮荒之地,建国不过九十余年,这“精神文明”还需大陆的反哺和滋养。

    “总制。”民调处大兴分部情报司负责人何永广敲门进入后,恭敬地站在书案后,将一份情报轻轻地放在桌上,“刚刚从广陵分部收到一封电报,已初步探明英格兰使团谈判意图和底线。”

    “哦?”王炳森停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地将其放置在笔架上,从桌上拿起一张毛巾,擦了擦手,然后伸手抄起桌上的情报,认真地阅读。

    “建业分部和广陵分部做得不错,着令嘉奖。”王炳森看完后,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即将那份情报递给何永广,“稍后,立即将此情报发送给外交事务部情报室。哦,对了,要抄送一份给皇家侍从室,让太子知晓此间事务。”

    泰平帝自去年重病一场后,身体大不如以前,便谕令太子监国,他则前往皇室领地南屿郡(今澳洲塔斯马尼亚岛)的离宫调养,一些难以决断的重大事务则通过电报和快船报于陛下圣裁。

    “是,总制。”何永广接过情报后,就要转身离去。

    “几日后,便是我大齐国庆日,市井里巷的猫猫狗狗都清理的如何了?”王炳森将何永广叫住,神情严肃地问道。

    “回总制,旬日前,我民调处便配合各地警察处、宪兵警备处对蛇鼠混杂之辈进行了重点清理和打击,定然不会使得国庆日发生重大恶性案件。”何永广说道:“另外,为了防止一些妖言惑众之辈生事,我民调处皆安排精悍探子日夜盯梢和管控,当能避免大规模的群体集会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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