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避战,汉家要想取得战果,成本投入就会不可避免的水涨船高。

    这就等于说,如果刘荣主导汉家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那最终结果,无外乎匈奴人难受的一批,汉家也同样好受不到哪里去,顶多就是念头通达,能多出几口恶气。

    可若是不打~

    嘿!

    匈奴人求之不得,对汉家而言,却只是顺手为之。

    这就意味着刘荣,完全可以拿‘你要是不听话,我就硬着头皮打’相要挟,迫使匈奴人答应汉家某些过分的要求。

    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割肉饲鹰,以求苟存,汉家则可以一边吃着匈奴人的战争赔款,一边继续休养生息,积蓄力量。

    再有,便是对如今的汉家而言,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也不再意味着完全不能动武、必须全面蛰伏了。

    ——和匈奴人打,动不动拉出去大几万,甚至十几万兵力,去打一场为期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中大规模战役,那才叫违背休养生息、与民休息。

    但若是拉出去万儿八千,亦或两三万兵力,去朝鲜半岛转悠一圈、秀秀肌肉?

    都不用朝堂共议,国库掏钱——刘荣自掏腰包,从少府内帑开支,都完全负担得起。

    尤其是在匈奴人明确‘不希望和汉家交恶、爆发战争’,必然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乐得汉家不去草原找麻烦的前提下,刘荣完全可以腾出手,专心料理朝鲜半岛。

    说是料理,其实倒也不至于。

    ——过往千百年,朝鲜半岛并不曾敌对中原的任何一个华夏政权。

    准确的说,是既不敌对,也不亲近——双方压根儿就没什么交集。

    考虑到芥子朝鲜的存在,让朝鲜半岛对华夏文明有了些许认知,也可以说朝鲜半岛对华夏文明,是中立偏向友好,以及好奇。

    再加上华夏文明天然具备的强大同化能力,以及文明先进性、制度优越性,朝鲜半岛对如今汉室,其实还是颇有些神往的。

    刘荣依稀记得,先帝元年年末,朝堂举大朝仪,召内外藩属入朝觐见时的场景。

    彼时,先帝老爷子的意思,其实是试探一下关东诸侯,看哪几家敢来长安,哪几家不敢来;

    再通过各家宗亲诸侯来或不来,从而对各家诸侯‘反或不反’的立场,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最终的结果,有意料之中的部分,也有出人意料的部分。

    ——作为吴楚七国之乱的主导者,将先帝老爷子视为‘杀子仇人’的叛军头子,吴王刘濞称病不朝,甚至还搬出太宗皇帝特意颁下的‘许吴王不朝长安’诏,无疑是没有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想来也是;

    早在太宗孝文皇帝早年间,吴太子刘贤被时任储君太子,也就是先帝老爷子一怒之下拿棋盘开了瓢,吴王刘濞就再也不曾朝过长安了。

    儿子把人家的儿子给一棋盘砸死,太宗皇帝自然也是心中有愧,便也没过多追究,甚至还给吴王刘濞不朝长安,给补上了一套合法手续:赐鸠杖,许吴王不朝。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插曲。

    ——在先帝用棋盘砸死吴太子刘贤后,太宗皇帝的第一反应是低调处理,息事宁人。

    于是便派人收敛吴太子遗体,草草给送回了吴都广陵,既没有给说法,也没有给足体面。

    衣钵传人屈辱惨死于长安,吴王刘濞悲怒交加,也是半点不给太宗皇帝面子,直接甩出一句‘既然死在了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便又让人把吴太子刘贤的遗体送回了长安。

    如此一来,太宗皇帝‘低调处理’的目的自然落空,遮羞布彻底被捅破。

    自那时起,吴王刘濞便几乎不曾掩饰过对先帝,乃至对太宗皇帝、对长安朝堂中央的敌视。

    只是太宗皇帝在位,吴王刘濞不敢反,也不能反。

    直到先帝即立,吴王刘濞才终于有了举旗造反的胆量,以及造反的‘正当理由’。

    ——杀我儿子的仇人,居然做我汉家的天子了!

    ——寡人不能忍!

    甚至即便是这样,吴王刘濞最终的举兵檄文,也没有半个字提及自己惨死的太子刘贤,而是说:皇帝削藩,乃左右有宵小蛊惑,故而起兵清君侧,诛晁错。

    在此背景下,吴王刘濞当年要是真敢入朝觐见,那先帝绝对做得出软禁刘濞一声,甚至斩草除根的事来。

    故而当年,吴王刘濞不朝长安,在所有人的意料当中。

    齐系、淮南系诸王则应召入朝,也同样是题中应有之理。

    毕竟彼时,齐系、淮南系诸王,大都还立场不明,属于吴王刘濞和长安朝堂都在争取的‘骑墙派’。

    应召入朝,看看长安朝堂能给出什么条件,也完全可以理解。

    插句题外话——当时,刘荣在少府捣鼓的瓷器刚打响名气,时任齐王刘将闾还曾恬不知耻的要求刘荣交出工艺,空手套白狼。

    后来,先帝告诉刘荣:刘将闾这是在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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