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中技巧,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在尼采“上帝已死”、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等哲学与历史背景下自然内生的产物。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发展程度不一样,产生的问题也和他们不一样。

    有句话叫做,文学大多是探讨社会问题。

    西方讨论的是人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战争后中异化。

    讨论的是人类普遍的,形而上的问题:如存在的虚无、语言的不可靠、世界的荒诞,人性的扭曲……

    而我们当下文学,不管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知青文学讨论的终极问题是:

    如何表达十七年时期后,个体与集体的创伤记忆。

    用国外的写作手法,写中国当下的故事,就难免出现一个问题,生涩,稚嫩,不圆满。

    这也是王蒙作品里存在的细小缺憾,但无伤大雅。

    不过程开颜这篇《赎罪》就不一样了,他的这篇作品,一如既往的没有跳进“嗡嗡嗡”这个在中国文学界盘桓多年的桎梏。

    而是写自己想写的故事,用自己想用的写作手法,走自己想走的文学道路。

    他拒绝被嗡嗡嗡绑架,拒绝伤痕和创伤,我想这也是他的文学作品如此鲜明独特的原因吧。”

    巴金老师一番解释娓娓道来,其实他也挺纳闷和惊奇的,为什么程开颜能跳出桎梏。

    人是社会动物,他的思想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其笔下的文字也是如此。

    程开颜的作品就给人一种他似乎没有经历过嗡嗡嗡一样。

    不过他少年时期就参军进了部队,后来又去了文工团,似乎真的没怎么经历过。

    “听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懂了,不过您还没说程开颜老师这篇作品具体到底好在哪儿呢。”

    李小林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

    《杂色》故事很简单一个名叫曹千里的中年知识分子,骑着一匹羸弱的杂色老马,在XJ的草原上行走一天,去一个地方给人看病。

    故事主体是曹千里和马儿,在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言。

    三月份的时候一经刊登,就立即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讨论,有名家评论这篇作品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推动了中国文学向内转,即向人物内心深刻发掘。

    “这个嘛……我暂时还给不出更完整的回答。

    不过有一点,程开颜在叙事结构上的颠覆性,给予了我很大的惊讶和意外。

    最惊艳的是他在最后两卷,居然运用到了西方最先进的元,他在故事中虚构故事,最后在结局解开谜底,点名虚构,以此探讨文学叙事的不可靠性和人物视角的局限性。”

    巴金老师皱眉思索道:“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这部作品虽然没有拘泥于嗡嗡嗡的创伤记忆,但其实也暗合了一点……就比如主人公曹含玉在晚年……”

    “哎哎哎……行了行了,别剧透好不好?!”

    李小林及时伸手喊停,没好气的说道。

    “行行行,我不说了。”

    巴金老师无奈的摇摇头,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只是他看着不远处被雨水淹没玻璃窗,留下一道道雨痕,又转眼即逝的画面,心中暗叹。

    一旁的李小林则抱着那一摞稿件,靠坐在沙发上,耐心又仔细的阅读着。

    相较于父亲口中说的那些西方写作手法而言,李小林更在意的故事本身的剧情,情感,还有人物。

    毫无疑问《赎罪》并不是一篇光有哲思,没有剧情的。

    相反他的剧情相当出色,人物情感相当细腻动人。

    故事的最开始就是在三个不同阶级,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不同学识的年轻男女之间的情所展开。

    仆从和两个贵族小姐之间的爱情,自然是充满了浓郁的阶级色彩。

    蒋明正面对心上人的自卑和自信双重困境,到了被污蔑进监狱后,更是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曹雅楠敢爱敢恨,敢于和家族亲人决裂,为爱守候多年。

    曹含玉则是从最开始盲目天真,认为世界非黑即白的小女孩,一个错误的指控让牵扯着三人命运的悲剧发生。

    到了第二卷,叙事突然从个人的爱情悲剧,转向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灾难之中。

    在这个国家贫困交迫,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个人的错误和悲剧被无限放大,战争和时代的大山,让个人命运变得无比渺茫和残酷。

    但这越发衬托,蒋明正与曹雅南之间的爱。

    蒋明正在战场上残酷杀敌,只为了遵守承诺,活着回去见爱人,“亲爱的塞西莉娅……我们缘分未尽。我会回去,回去找你,爱你,娶你,然后挺起胸膛生活。”

    即便在南京城保卫战中,被日寇的刺刀刺穿腹部的弥留之际,他也依旧挂念着对方,“我亲爱的,那个绿色的花瓶……那个绿色的裙子……我梦到你穿着它,伸出手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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