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品会更容易进入到东欧市场,也更容易吸引到东欧高质量劳动力......他们之间实质上不存在文化隔閡,而英法等国不存在这种情感连接。”“也就是说,西德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而东德承担了将来社会上的压力。看起来似乎两头不讨好,实际会比欧洲其他国家表现得好很多,只是这需要耐心。这种话肯定很讨科尔的欢心。因为余切说“德国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于是,在博登湖畔的度假别墅内。弗里德曼就在电视频道上,看到了总理科尔盛赞“余先生显然比他的同行优秀得多!”这种言论。弗里德曼气得扔掉了遥控器:该死!为什么德国人会搞这种改良资本主义呢?为什么科尔表现得像一个红色主义战士?德国简直是西方阵营当中的一个叛徒!它把别人都不要的东西捡回来,现在搞得别人都不知道是制度牛逼,还是生产力牛逼了!在林岛的第四天,余切正式发表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是《新资本论》的第一卷,以东西德近三十年的经济情况为蓝本,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资本增值比劳动收入增值快得多。”“财富集中度也在大幅度上升。”如果不加限制,这会导致德国社会的内生性坍塌,余切用了“黑洞”这个形象的词语,“这种社会自身的引力就会让自己灭亡。演讲美妙绝伦,就像是准备好的脱口秀,瞬间被列为本届大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大量左翼学者感到自己找到了主心骨,纷纷鼓掌助威。六十年代,“黑洞”这个词才第一次正式被提出来。“黑洞”在九十年代是个新鲜但并不冷门的词,德国林岛又恰好是个高智商人才聚集地。人们喜欢这种天才般的比喻,余切的理论很快被简化为“黑洞理论”。这理论太牛逼了,太形象了,任你再大的天体(经济体),它也要符合物理(经济)定律。它越是强大而不加节制,越是变得坍缩,直到变成一团混沌不清的物质,在经济学上,这表示为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于是,在博登湖畔,清早的晨跑大军中总有人一脸神秘兮兮的探过来说:“你知道黑洞理论吗?”“什么理论?”“黑洞理论。”来人把这个理论的含义简单描述了一番。弗里德曼一听就暗觉不妙,搞学术也是需要宣传的。这种横贯不同领域的形容,往往是那些天才的专利。他试探着问道:“是不是某个物理学出身,后来转修经济学的天才杰作?”“你说对的,是东方余想出来的。他说他做梦得来的。”“这狗屎一样的解释,狗屎一样的形容!我为何做梦没有得出这些?”弗里德曼喜欢晨跑,这天早上,他听到了无数次一模一样的问候,这些人仿佛是余切派来的信使一样,不断的拿余切的话来挑衅他。可这些人并不是弗里德曼能随便唾骂的,因为他们大多持有诺贝尔奖,这是一面免死金牌。“你,去对付余切!”弗里德曼派自己的弟子参加了余切的演讲,弟子回来脑子发蒙,一幅被洗脑了的样子。弗里德曼问他:“余切讲了什么,我不好去现场听,你原文转述给我听听。”结果,弟子口里只说道,“噫!好了!我明白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紧,不省人事。弗里德曼的老婆罗丝吓了一跳,说:“他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听个演讲,回来就疯了。”于是,弗里德曼又让同事科斯前去听讲。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属于准诺奖级别选手,他的理论可以总结为“如果完全竞争,那么就不存在额外交易成本”。科斯去余切演讲的现场回来后,也是满脸茫然。“你为什么也这个样子?”弗里德曼问。“我觉得中国余的观点,和我殊途同归。他认为不存在那种理想社会,所以我们的理论不适用,而在我们的框架内,我们的理论本来是适用的。”“什么意思?”弗里德曼一时也蒙了。“就是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区别。我们的理论应该是对的,但是在经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对论框架内,这是有条件的正确'。”“那不就全是错的吗!那不就是驳斥了我们所有人吗?”弗里德曼很生气,这和直接打脸有什么区别?余切的演讲在国内学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此次来参会的不少人是国内的研究员,他们把这视为余切在今年一月份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进一步研究。这些人不是余切带来的,而是科尔奈带来的。中国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尔奈手底下访问学习,如研究员顾秀琳(顾准之女)、钱莹一(水木大学)、王江(世行顾问)......这就是为什么科尔奈在中国是无冕之王。西方市场最起码的构成因素: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等同于没有,就连独立的中央银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余切和科尔奈合著的《计划体制》却在讲国营资本、计划生产的事情,自然让人感到更亲切。顾秀琳的英文很好,当即听明白了!“半年前,余老师写下《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他说清楚了过去!现在他开始写到将来发生的事情!”激动的顾秀琳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科尔奈先生的学生,七十年代,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危机’,这原本是一个指向红色阵营的国营经济的名词......然而,他很快发现在日本、韩国这些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竟然也大量充斥着软预算约束现象,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计划体制绝不仅仅限于红色国家内!”“他因此预言,在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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