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水师将领表面上是大明的水师,实际上却在暗地里与勋贵商人勾结,从中谋取私利。

    他们的行为就像一颗颗毒瘤,侵蚀着沿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再加上沿海地区距离京城又远,就算圣旨发过去他们肯定会阳奉阴违,不肯遵从。

    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郑芝龙去监督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什么乱子。

    毕竟郑芝龙的名号在沿海区域还是很好用的。

    他在海上闯荡多年,威名远扬,那些水师将领对他多少都有几分敬畏,由他出面,这件事情才能顺利解决。

    不过当然,郑芝龙也不是傻子,因此只要那些水师将领愿意乖乖听话,对于他们以前做的那些破事,郑芝龙也会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人无完人嘛,他自己也是海盗出身,怎么能要求别人当圣人呢?

    只要他们现在能够改过自新,为朝廷效力,也就足够了。

    除了这些之外,朝廷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便是调动大量的锦衣卫去往沿海一带。

    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避免有些海商或者勋贵情急之下焚烧船只和货物、毁灭证据。

    因为一旦证据被毁灭,那么朝廷的封锁行动和后续的治理工作都将陷入困境。

    所以,锦衣卫的行动至关重要。

    其次,第二点就是重新制定新的收税规则,以及重新划分官方和民营的范围。

    国家计划全面放开海洋贸易,其核心目标在于将可获取的利益推向极致,同时确保普通商人亦能从中获利,共享繁荣。

    不然光是朝廷自己赚钱,其他海商不赚钱,这些人不闹腾才怪呢!

    为实现这一目标,策划一套组合策略势在必行。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朝廷需扮演好制定规则的角色,切不可亲自下场成为大玩家,更不能沦为“掠夺者”。

    大臣们普遍认为,衡量国家利益不能仅凭国库的充盈程度,政治的稳定、技术的进步、军事的强盛以及整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均应纳入考量范畴。

    这如同构建一座稳固的房屋,国库的充实仅是其中一根支柱,其他方面的稳固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房屋方能屹立不倒。

    基于这一共识,在朱慈烺的提议下,大臣们精心拟定了以下规则。

    第一:构建高效税收与关税体系。

    由于过往按船只大小征税的方式过于粗放,所以计划设立海关,转而依据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按比例征收关税。

    例如设定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如此一来,国家税收将随贸易量的增长而水涨船高。

    对于奢侈品,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珠宝等,无论出口还是进口,均将提高税率。

    即便贸易量有限,亦能为国库带来可观收入。

    同时简化税制,明确税额,杜绝官员对商人的过度盘剥。

    尽管此举可能减少基层官员的灰色收入,但从长远看,将激发更多人的纳税意愿,国家税收总额亦将随之增加。

    第二:垄断关键稀缺资源与战略通道。

    国家无需掌控所有贸易,但对于景德镇官窑瓷器、特定地区优质茶叶等核心、高利润商品的生产与出口必须加以管控。

    通过官方渠道,以高价售予外国商人。

    此外,投资建设与管理主要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宁波等地,完善仓库、码头设施,并建造导航灯塔,然后向所有在此交易的商人收取合理费用,从而确保稳定的非税收入来源。

    第三:依托贸易促进发展,增强国家实力。

    通过贸易,大量进口国内稀缺资源,如粮食、铜、锡、马匹,以及造船所需的优质木材、火药原料硫磺等。

    这些资源的进口将直接提升国家的军事与工业能力。

    同时,鼓励商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农作物以及科学知识与地图,国家设立翻译馆与研究院,推动本土科技与农业的发展。

    第四:保护普通商人利益。

    普通商人如同贸易生态中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活力是整个贸易体系繁荣的基石。

    唯有他们获利,市场方能繁荣,国家税基方能稳固。

    并且提供法治与安全保障,最好是制定一部详尽的海洋贸易法,明确产权、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然后设立专门的海事衙门,确保商业纠纷得到迅速、公正的处理。

    第五:组建更加强大的水师部队,定期对海域内的海盗进行围剿,保障主要贸易航线的安全。

    鼓励商船队结伴而行,由水师提供护航服务,商人仅需支付少量护航费用。

    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设立类似“商馆”或“领事”的机构,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权益,协助处理与当地政府的矛盾。

    第六:打破官商勾结、垄断经营的局面,严格限制皇室、贵族及高级官僚利用特权开设商业公司,垄断特定航线或商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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