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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胸口剧烈起伏着,声音带着哽咽:“我死心了,真的死心了。离了婚,我带着老五、老六、老七过,虽然苦,但心里干净,不用再看他脸色,不用再听他那些混账话!”

    情感在这里发生了大于90度的反转。不是不爱,是心死。不是不痛,是痛到极致后的麻木与新生。

    我看着她因激动而泛红的脸颊,那个关于周磊的问题,几乎要脱口而出。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周磊。

    我走到一边接起。

    “田姐,”周磊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有些异样,带着一种故作轻松的紧绷,“你……是不是回李家庄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你怎么知道?”

    “我……我刚才好像看到你上车了。”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有件事,我想……也许该告诉你。关于……我的身世。”

    我没有立刻追问周磊。

    那天下午,我陪着梅姨坐了很久。我们没再聊李建国,也没聊那串钥匙。她跟我说起老五在学校得了奖状,老六的手很巧,会编好看的小篮子,老七虽然最小,却最懂事,会帮她烧火做饭。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是柔和的,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微弱的光。

    那串钥匙,始终安静地躺在石磨盘上,像一件与所有人都无关的出土文物。

    回到市里,我和周磊约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橘色的暖光,浓郁的咖啡香,与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形成一种诡异的割裂感。

    周磊搅拌着眼前的拿铁,泡沫慢慢消散。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

    “田姐,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他开口,声音平静,却像是在陈述一个练习了千百遍的句子,“我是被收养的。”

    我静静地听着。

    “我的养父母,是镇上的小学老师,他们对我很好,视如己出。我很感激他们。”他抬起眼,看向我,“但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我的亲生母亲……姓王,来自李家庄。她……有过很多孩子。我是最小的那个,也是……唯一的男孩。”

    我的呼吸滞住了。

    “生我的时候,家里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上面有七个姐姐……据说,我出生后,亲生父亲并……并不怎么高兴,他甚至觉得负担太重。后来,是养父母通过关系找到他们,表示愿意收养我,给我更好的生活和教育……他们,同意了。”

    同意了。轻飘飘的三个字,背后是怎样的权衡、无奈与割舍?

    “我成年后,偷偷回去看过她。”周磊的声音有些哑,“就在李家庄村尾,那间旧房子外面。我看到她在院子里洗衣服,背影……很瘦,很单薄。我没敢进去相认。我怕打扰她的生活,也怕……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那你的父亲……李建国,他知道你的存在吗?后来找过你吗?”

    周磊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他?他大概早就忘了还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了吧。或者说,他当年同意的那么痛快,就是觉得少了我这张嘴,能轻松点。他现在后悔?后悔的恐怕也不是失去我这个儿子,而是失去了一个能给他‘传宗接代’、让他‘老有所依’的工具吧。”

    真相大白。周磊,果然是那个被送走的第八个孩子,那个在极端观念下,既是“希望”又是“负担”的男孩。他的存在,像一束惨白的光,照出了李建国灵魂深处最不堪的角落——他渴望儿子,但当儿子真的以某种“累赘”的方式降临时,他选择的却是抛弃。

    而梅姨,她知情吗?她当年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同意送走自己刚出生的、唯一的儿子?这会不会是她心底那道最深、最隐秘、从未愈合的伤口?她对李建国那句“我不后悔”里,是否也包含了对于送出骨肉这一决定的、无法言说的巨大悲怆和决绝?

    所有的线索,在此刻交织、碰撞,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那串钥匙,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李建国又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声音一次比一次焦急、卑微。“小颖,钥匙……送到了吗?她……怎么说?”

    我握着话筒,看着窗外城市灰蒙蒙的天空,缓缓地说:“叔,钥匙送到了。梅姨……她看到了。”

    “那她……”

    “她说,她不后悔。”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一般的沉默。然后,是压抑的、像野兽受伤般的呜咽,电话被猛地挂断。

    我没有告诉李建国关于周磊的任何事。那不属于他。那份迟来的、掺杂了太多算计和不如意的“后悔”,不配去打扰周磊平静的生活,更不配去揭开梅姨心底那道最深的伤疤。

    这串钥匙,它打不开梅姨那扇通往新生的门,也打不开李建国自我囚禁的牢笼,更打不开那段被“儿子执念”扭曲的、千疮百孔的过往。

    它唯一能打开的,或许只有我,一个旁观者兼亲历者,对人性复杂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梅姨、周磊他们,那份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的人生的,深深敬意。

    下班时,周磊走过来,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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