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陈招娣，也就是被找回的陈素云。它不是伪装的道具，而是残酷过往的证明。周启明问她“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并非指她装智力障碍，而是在问她，有没有在李家、在陈家人面前，因为恐惧或别的原因，下意识地“装”得更傻、更顺从，以至于被看出恢复的端倪，引来陈家的怀疑和追查？
他不是在操控一个假货，他是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保护他刚刚找回的、遍体鳞伤的姐姐。那份医疗诊断，是他用来理解和帮助她的依据，也是他心头最深的刺。他让她在公司做保洁，或许并非仅仅是隐藏，更是一种让她在简单、有规律、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慢慢适应、慢慢恢复的方式。那声“姐”，那梳头的动作，不是表演，是失而复得后，笨拙而绝望的补偿。
而我，我都做了什么？
我用自以为是的“正义”和“好奇”，像一个莽撞的闯入者，一次次地去试探、去窥视，差点撕开她刚刚结痂的伤口，甚至可能引来了真正的恶狼——陈家的人。周启明最后的警告，不仅仅是威胁陈家，或许，也包含了对我的审视和不满。他看我的那一眼，充满了失望。
内疚、后怕、羞愧，还有一丝了然后的虚脱，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几乎将我击垮。我不敢再看周启明和陈素云，匆匆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向电梯，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
那天之后，陈素云没有再出现在公司。后勤部李姐含糊地传达，说她身体不好，请假回老家休养了。大家私下议论了几天那场闹剧，很快便被新的八卦取代。只有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周启明大概会把她安置在一个更安全、更隐秘的地方，请最好的医生和心理专家，慢慢抚平她二十三年的创伤。而那场闹剧，以陈家彻底偃旗息鼓而告终，那两万块钱，买断了他们与陈素云之间最后一点扭曲的关联，也堵住了他们的嘴。
周启明也变了。他依然是那个冷静果断的老板，但眉宇间偶尔会掠过一丝更深的沉郁。他对我，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冷淡，没有指责，也没有再提及那天的事。可越是这样，我心中的不安和愧疚就越是沉重。我常常会走神，想起陈素云那双怯懦的、藏着深海般痛苦的眼睛，想起周启明将她护在身后时，那如受伤困兽般紧绷的背影。
我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继续着忙碌而平庸的上班日常。母亲依然会打电话来，絮叨着李先生那边的“诚意”和“催促”，语气也从最初的喜气，变得有些焦虑和不解：“颖颖，你到底怎么想的？人家李老板条件真不错，对你也有心，上次那事……唉，谁还没点过去？关键是以后。你也不小了，别太挑……”
我拿着电话，望着窗外城市灰蒙蒙的天空，第一次没有感到烦躁，只有一片空洞的疲惫。李先生，那个也曾卷入这场悲剧边缘而不自知的男人。我对他生不出任何想法，只有漠然。
“妈，”我打断她，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我跟李老板不合适。以后，我的事，让我自己处理吧。”
母亲在电话那头愣了半晌，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反对，只是喃喃道：“你这孩子……随你吧。”
挂断电话，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一块背负已久的石头。我走到窗边，楼下街道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光鲜，有的不堪，有的沉重得无法言说。我曾无意中撞进一个黑暗的角落，窥见了血淋淋的真相，也差点因自己的莽撞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救不了任何人，甚至差点害了人。我能做的，或许只有守住这个秘密，让时间慢慢覆盖伤痕，也覆盖我那微不足道的、充满后怕的愧疚。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加班到很晚，最后一个离开公司。锁好门，转身，却看见走廊尽头，应急灯昏暗的光线下，站着一个人。
是周启明。他靠在墙边，指间夹着一支烟，没有点燃，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他看着我，目光很平静，没有了之前的审视和冰冷，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我们隔着长长的走廊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先开口。
最后，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窗外，声音低沉，融进夜色里：
“她最近……偶尔能认出小时候给我叠的纸飞机了。”
我怔住，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顿了顿，没有看我，继续用那种平淡的、听不出情绪的语调说：“医生说，这是好迹象。虽然很慢，但……总归是在往前走。”
我明白了。这不是原谅，也不是和解。这只是一个疲惫的守护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对一个偶然的、见证了一切的旁观者，给出的一个极其有限的交代。告诉我，他拼命护在身后的人，正在一点点好起来。告诉我，我那愚蠢的窥探和试探，没有造成最坏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不需要我的回应，或许也根本不在意。说完这句，他将那支未点燃的烟揉碎在掌心，转身，走向了电梯。背影挺直，却带着一种孤绝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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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在操控一个假货，他是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保护他刚刚找回的、遍体鳞伤的姐姐。那份医疗诊断，是他用来理解和帮助她的依据，也是他心头最深的刺。他让她在公司做保洁，或许并非仅仅是隐藏，更是一种让她在简单、有规律、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慢慢适应、慢慢恢复的方式。那声“姐”，那梳头的动作，不是表演，是失而复得后，笨拙而绝望的补偿。
而我，我都做了什么？
我用自以为是的“正义”和“好奇”，像一个莽撞的闯入者，一次次地去试探、去窥视，差点撕开她刚刚结痂的伤口，甚至可能引来了真正的恶狼——陈家的人。周启明最后的警告，不仅仅是威胁陈家，或许，也包含了对我的审视和不满。他看我的那一眼，充满了失望。
内疚、后怕、羞愧，还有一丝了然后的虚脱，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几乎将我击垮。我不敢再看周启明和陈素云，匆匆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向电梯，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
那天之后，陈素云没有再出现在公司。后勤部李姐含糊地传达，说她身体不好，请假回老家休养了。大家私下议论了几天那场闹剧，很快便被新的八卦取代。只有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周启明大概会把她安置在一个更安全、更隐秘的地方，请最好的医生和心理专家，慢慢抚平她二十三年的创伤。而那场闹剧，以陈家彻底偃旗息鼓而告终，那两万块钱，买断了他们与陈素云之间最后一点扭曲的关联，也堵住了他们的嘴。
周启明也变了。他依然是那个冷静果断的老板，但眉宇间偶尔会掠过一丝更深的沉郁。他对我，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冷淡，没有指责，也没有再提及那天的事。可越是这样，我心中的不安和愧疚就越是沉重。我常常会走神，想起陈素云那双怯懦的、藏着深海般痛苦的眼睛，想起周启明将她护在身后时，那如受伤困兽般紧绷的背影。
我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继续着忙碌而平庸的上班日常。母亲依然会打电话来，絮叨着李先生那边的“诚意”和“催促”，语气也从最初的喜气，变得有些焦虑和不解：“颖颖，你到底怎么想的？人家李老板条件真不错，对你也有心，上次那事……唉，谁还没点过去？关键是以后。你也不小了，别太挑……”
我拿着电话，望着窗外城市灰蒙蒙的天空，第一次没有感到烦躁，只有一片空洞的疲惫。李先生，那个也曾卷入这场悲剧边缘而不自知的男人。我对他生不出任何想法，只有漠然。
“妈，”我打断她，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我跟李老板不合适。以后，我的事，让我自己处理吧。”
母亲在电话那头愣了半晌，重重地叹了口气，没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反对，只是喃喃道：“你这孩子……随你吧。”
挂断电话，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一块背负已久的石头。我走到窗边，楼下街道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光鲜，有的不堪，有的沉重得无法言说。我曾无意中撞进一个黑暗的角落，窥见了血淋淋的真相，也差点因自己的莽撞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救不了任何人，甚至差点害了人。我能做的，或许只有守住这个秘密，让时间慢慢覆盖伤痕，也覆盖我那微不足道的、充满后怕的愧疚。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加班到很晚，最后一个离开公司。锁好门，转身，却看见走廊尽头，应急灯昏暗的光线下，站着一个人。
是周启明。他靠在墙边，指间夹着一支烟，没有点燃，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听到脚步声，他回过头。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他看着我，目光很平静，没有了之前的审视和冰冷，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我们隔着长长的走廊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先开口。
最后，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窗外，声音低沉，融进夜色里：
“她最近……偶尔能认出小时候给我叠的纸飞机了。”
我怔住，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顿了顿，没有看我，继续用那种平淡的、听不出情绪的语调说：“医生说，这是好迹象。虽然很慢，但……总归是在往前走。”
我明白了。这不是原谅，也不是和解。这只是一个疲惫的守护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对一个偶然的、见证了一切的旁观者，给出的一个极其有限的交代。告诉我，他拼命护在身后的人，正在一点点好起来。告诉我，我那愚蠢的窥探和试探，没有造成最坏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不需要我的回应，或许也根本不在意。说完这句，他将那支未点燃的烟揉碎在掌心，转身，走向了电梯。背影挺直，却带着一种孤绝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