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我都知道。离了婚，我娶她，我对天发誓，一辈子对她好。”
“放你娘的屁！”春梅她爸抄起锄头就要砸，被周围人拦下，“我闺女嫁人了！有老公有孩子！你算什么东西！”
场面乱成一团。我把我妈拉到一边：“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妈叹气：“建军是春梅的初恋。当年春梅爹妈嫌建军家穷，硬把春梅嫁给了现在这个。结婚十几年，春梅男人对她不好，喝醉了就打。建军一直没结婚，在县城开修车店，听说混得不错。不知怎么的，两人又联系上了……”
正说着，一阵摩托车轰鸣声由远及近。春梅丈夫回来了，跳下车就往里冲，一拳砸在建军脸上。两边打起来，女人们尖叫，男人们拉架，尘土飞扬。
混乱中，我看见春梅没有去拉架，也没有哭。她就站在那里，看着两个男人为她打架，眼神空茫茫的，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忽然，她转身就走，朝着村外方向，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
“春梅！”她妈喊。
春梅没有回头。她跑过田埂，跑过小桥，跑进那片杨树林，不见了。打架的人停下来，建军抹了把鼻血，也追了过去。春梅丈夫想追，被她爸拦住了：“还嫌不够丢人！”
人群渐渐散了，各回各家，但议论声像夏天的苍蝇，嗡嗡响个不停。我跟我妈回家，一路上听见的都是“不要脸”“伤风败俗”“孩子怎么办”。
晚饭时，我爸闷头喝酒，忽然说：“其实建军那孩子，当年不错。春梅爹要是同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
我妈瞪他：“说什么呢！春梅是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怎么了？”我爸难得顶嘴，“她那丈夫是个什么东西，全村谁不知道？打老婆，赌钱，去年还跟邻村的寡妇不清不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妈不说话了。屋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在响。
晚上我睡不着，到院子里乘凉。隔壁春梅家还亮着灯，隐约传来哭声，是她妈的。月亮很大，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我想起小时候，春梅是我们班文艺委员，唱歌好听，跳舞也好看。六一儿童节，她穿红裙子跳《采蘑菇的小姑娘》，辫子上的蝴蝶结像真的一样飞。建军坐在第一排，眼睛亮亮地看着她。
那时候多好啊。喜欢一个人，就是送她一颗糖，帮她值日，考试时偷偷传纸条。哪像现在，牵扯进两个家庭，一个孩子，还有全村人的唾沫星子。
第二天一早，村里传来消息：春梅和建军在县城被找到了，两人开了间房，但什么都没发生，就坐着说了一夜话。春梅说，她不会做对不起孩子的事，但婚一定要离。如果离不成，她就出去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春梅丈夫气得把家里锅碗瓢盆全砸了，但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建军答应给他八万块钱，算是“补偿”。春梅净身出户，女儿跟爸爸，但她随时可以看。
离婚那天，春梅从家里收拾出一个小包袱，走到村口，建军开着车在那里等她。没有鞭炮，没有祝福，只有几个小孩追着车跑了一段，被大人喝止了。
车开走时，春梅回头看了一眼。隔着车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想起王伯说的那句话——“姑娘家离开爹妈不容易”。
春梅这一离开，不只是离开爹妈，是离开她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离开她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离开她熟悉的一切。前路是什么？是建军的承诺，是未知的生活，是或许永远无法摆脱的“坏女人”名声。
可她还是走了。像冬天冻僵的树，宁可折断，也不肯再弯着。
回城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手机震动，是晓慧发来的消息：“表姐，陈浩接到第一个独立单子了！给一户人家做全屋翻新，虽然不大，但业主说他实在，价格公道，以后还找他！”
后面跟着个欢呼的表情包。
我笑了，回复：“恭喜。告诉他，注意安全，胳膊刚好，别太累。”
“知道啦！对了表姐，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不是公立学校，但待遇还行，关键是离陈浩干活的地方近，中午可以一起吃饭！”
字里行间都是雀跃。年轻人的困境，好像总比中年人的容易解一些。因为他们有时间，有体力，有“大不了重头再来”的勇气。而春梅们，每一次选择都像是悬崖边的转身，稍不留神，就是万劫不复。
但谁又容易呢？王伯用一生怀念一个人，张薇在破碎的婚姻里捡拾尊严，蔡文静学着做别人的儿媳和妻子，我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拉扯着自己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冬天里，寻找一件可以披上的棉袄。
秋天来的时候，公司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张薇升职了，从行政专员升到主管。庆功宴上，她喝得微醺，搂着我的肩膀说：“田姐，我现在觉得，离婚不是结束，是开始。真的，我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了。”
二是赵大志被外派到分公司做技术负责人，要去一年。蔡文静红着眼眶帮他收拾行李，王伯坐在客厅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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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你娘的屁！”春梅她爸抄起锄头就要砸，被周围人拦下，“我闺女嫁人了！有老公有孩子！你算什么东西！”
场面乱成一团。我把我妈拉到一边：“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妈叹气：“建军是春梅的初恋。当年春梅爹妈嫌建军家穷，硬把春梅嫁给了现在这个。结婚十几年，春梅男人对她不好，喝醉了就打。建军一直没结婚，在县城开修车店，听说混得不错。不知怎么的，两人又联系上了……”
正说着，一阵摩托车轰鸣声由远及近。春梅丈夫回来了，跳下车就往里冲，一拳砸在建军脸上。两边打起来，女人们尖叫，男人们拉架，尘土飞扬。
混乱中，我看见春梅没有去拉架，也没有哭。她就站在那里，看着两个男人为她打架，眼神空茫茫的，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忽然，她转身就走，朝着村外方向，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
“春梅！”她妈喊。
春梅没有回头。她跑过田埂，跑过小桥，跑进那片杨树林，不见了。打架的人停下来，建军抹了把鼻血，也追了过去。春梅丈夫想追，被她爸拦住了：“还嫌不够丢人！”
人群渐渐散了，各回各家，但议论声像夏天的苍蝇，嗡嗡响个不停。我跟我妈回家，一路上听见的都是“不要脸”“伤风败俗”“孩子怎么办”。
晚饭时，我爸闷头喝酒，忽然说：“其实建军那孩子，当年不错。春梅爹要是同意，也不至于闹到今天。”
我妈瞪他：“说什么呢！春梅是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怎么了？”我爸难得顶嘴，“她那丈夫是个什么东西，全村谁不知道？打老婆，赌钱，去年还跟邻村的寡妇不清不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妈不说话了。屋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在响。
晚上我睡不着，到院子里乘凉。隔壁春梅家还亮着灯，隐约传来哭声，是她妈的。月亮很大，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我想起小时候，春梅是我们班文艺委员，唱歌好听，跳舞也好看。六一儿童节，她穿红裙子跳《采蘑菇的小姑娘》，辫子上的蝴蝶结像真的一样飞。建军坐在第一排，眼睛亮亮地看着她。
那时候多好啊。喜欢一个人，就是送她一颗糖，帮她值日，考试时偷偷传纸条。哪像现在，牵扯进两个家庭，一个孩子，还有全村人的唾沫星子。
第二天一早，村里传来消息：春梅和建军在县城被找到了，两人开了间房，但什么都没发生，就坐着说了一夜话。春梅说，她不会做对不起孩子的事，但婚一定要离。如果离不成，她就出去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春梅丈夫气得把家里锅碗瓢盆全砸了，但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建军答应给他八万块钱，算是“补偿”。春梅净身出户，女儿跟爸爸，但她随时可以看。
离婚那天，春梅从家里收拾出一个小包袱，走到村口，建军开着车在那里等她。没有鞭炮，没有祝福，只有几个小孩追着车跑了一段，被大人喝止了。
车开走时，春梅回头看了一眼。隔着车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想起王伯说的那句话——“姑娘家离开爹妈不容易”。
春梅这一离开，不只是离开爹妈，是离开她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离开她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离开她熟悉的一切。前路是什么？是建军的承诺，是未知的生活，是或许永远无法摆脱的“坏女人”名声。
可她还是走了。像冬天冻僵的树，宁可折断，也不肯再弯着。
回城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手机震动，是晓慧发来的消息：“表姐，陈浩接到第一个独立单子了！给一户人家做全屋翻新，虽然不大，但业主说他实在，价格公道，以后还找他！”
后面跟着个欢呼的表情包。
我笑了，回复：“恭喜。告诉他，注意安全，胳膊刚好，别太累。”
“知道啦！对了表姐，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不是公立学校，但待遇还行，关键是离陈浩干活的地方近，中午可以一起吃饭！”
字里行间都是雀跃。年轻人的困境，好像总比中年人的容易解一些。因为他们有时间，有体力，有“大不了重头再来”的勇气。而春梅们，每一次选择都像是悬崖边的转身，稍不留神，就是万劫不复。
但谁又容易呢？王伯用一生怀念一个人，张薇在破碎的婚姻里捡拾尊严，蔡文静学着做别人的儿媳和妻子，我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拉扯着自己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冬天里，寻找一件可以披上的棉袄。
秋天来的时候，公司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张薇升职了，从行政专员升到主管。庆功宴上，她喝得微醺，搂着我的肩膀说：“田姐，我现在觉得，离婚不是结束，是开始。真的，我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了。”
二是赵大志被外派到分公司做技术负责人，要去一年。蔡文静红着眼眶帮他收拾行李，王伯坐在客厅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