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至于手段是否光彩，对另一个几乎算是儿子的人是否残忍，都可以用“法律”、“实际”、“解脱”来合理化。知识分子的冷酷，有时候比文盲的愚昧更让人胆寒。
回到村里，消息已经像风一样刮遍了每个角落。同情陈建国的，骂林秀没良心的，鄙夷那个“野男人”的，还有少数嘀咕“林秀也不容易”、“守着活寡是难”的……各种声音嘈杂。陈建国的老母亲，我的姨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拉着我的手：“颖啊，我们建国是老实人啊，老天不开眼啊……那个杀千刀的林秀，她不得好死啊……”
村里的舆论，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给陈建国些许微弱支持的同时，也在反复切割他已经鲜血淋漓的尊严。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怜悯，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一个男人，落到被妻子以“不尽义务”起诉离婚的地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法院的传票还是送到了陈建国手上。林茂才作为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条理清晰：陈建国的伤残鉴定，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邻居的证言（不知如何取得的），描述夫妻长期分居（陈建国住里屋病床，林秀住外间），少有交流；林秀自己的陈述，强调夫妻感情因丈夫伤病早已破裂，身心备受煎熬，婚姻名存实亡。诉求：判决离婚，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所破败的房子和一点点存款），并要求陈建国支付林秀“生活困难帮助费”（理由是陈建国受伤获得的赔偿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林秀为照顾他耽误工作，暂无收入）。
最刺眼的是那行字：“被告因病瘫痪，长期无法履行夫妻间互相扶助及共同生活的义务，导致原被告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无和好可能。”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
陈建国拿着传票的手抖得厉害，纸张哗哗作响。他死死地盯着，眼睛红得吓人，胸膛剧烈起伏，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喉咙里咯咯的响动，像破旧的风箱。我怕他一下子背过气去，赶紧给他顺气，倒了水。他推开，依旧盯着那张纸，忽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笑得眼泪大颗大颗往下砸，砸在印着国徽的传票上。
“好……好……好一个……没尽义务……”他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扶助……共同生活……哈哈……林老师……教得好……写得好啊……”
那是一种精神世界彻底崩塌的声音。曾经相信的夫妻情分，曾经尊敬的师长，曾经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自我认知，在这一纸诉状面前，被碾得粉碎。
我不能让他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联系了城里的朋友，咨询律师。律师听了情况，也直皱眉头：“从证据和常理看，女方是铁了心要离，而且她父亲作为代理人，很懂怎么抓重点——感情破裂和男方丧失婚姻实质功能。男方不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法院可能不会判离，但六个月后女方可以再次起诉，那时判离的可能性就极大。至于‘不尽义务’的理由，虽然残忍，但在法律框架下，作为感情破裂的一种表述，很难直接认定为诬蔑或侵权，除非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存在重大过错且导致感情破裂，比如……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重婚？同居？林秀和那个男人，目前看还差一点。但孩子……那个孩子是关键！
“孩子！孩子不是男方的，这不算证据吗？”我问。
“这能证明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关系并怀孕，属于过错。可以主张女方少分或不分财产，也可以在道德层面谴责，但对于‘感情是否破裂’这个核心离婚要件，法院仍然会综合判断。而且，孩子还没出生，需要亲子鉴定来证实，程序上比较麻烦，对方也可能不配合。”律师顿了顿，“不过，这确实是男方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如果能证明女方存在重大过错，对于男方在财产分割和舆论上，会比较有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反诉，要求女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反诉？精神损害赔偿？我眼睛一亮。对，不能只挨打，要反击！哪怕力量悬殊，也要让挥刀的人知道疼！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建国。他灰败的眼神里，重新燃起一点微弱的光。“告她……精神损害？”他喃喃道。
“对！她婚内出轨怀孕，还用那种理由起诉你，对你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我们得把这件事，清清楚楚摆到法官面前，摆到所有人面前！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轻松松，把黑的描成白的！”我握紧拳头，感觉血在往头上涌。
陈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都暗了。最后，他点了点头，那点头的幅度很小，却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告。我告她。”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上了发条。一边帮陈建国联系愿意接手的律师（本地律师碍于林茂才的关系和案子棘手，大多不愿接，最后是我从市里请了一位年轻但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一边协助律师收集证据。最重要的，就是林秀婚内出轨并怀孕的证据。
这很难。捉奸在床不可能。我们只能从侧面入手。我拖着不太情愿的母亲和几个还有点正义感的亲戚，在村里、镇上悄悄打听。谁在什么时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回到村里，消息已经像风一样刮遍了每个角落。同情陈建国的，骂林秀没良心的，鄙夷那个“野男人”的，还有少数嘀咕“林秀也不容易”、“守着活寡是难”的……各种声音嘈杂。陈建国的老母亲，我的姨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拉着我的手：“颖啊，我们建国是老实人啊，老天不开眼啊……那个杀千刀的林秀，她不得好死啊……”
村里的舆论，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给陈建国些许微弱支持的同时，也在反复切割他已经鲜血淋漓的尊严。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怜悯，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一个男人，落到被妻子以“不尽义务”起诉离婚的地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法院的传票还是送到了陈建国手上。林茂才作为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证据条理清晰：陈建国的伤残鉴定，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邻居的证言（不知如何取得的），描述夫妻长期分居（陈建国住里屋病床，林秀住外间），少有交流；林秀自己的陈述，强调夫妻感情因丈夫伤病早已破裂，身心备受煎熬，婚姻名存实亡。诉求：判决离婚，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所破败的房子和一点点存款），并要求陈建国支付林秀“生活困难帮助费”（理由是陈建国受伤获得的赔偿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林秀为照顾他耽误工作，暂无收入）。
最刺眼的是那行字：“被告因病瘫痪，长期无法履行夫妻间互相扶助及共同生活的义务，导致原被告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无和好可能。”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
陈建国拿着传票的手抖得厉害，纸张哗哗作响。他死死地盯着，眼睛红得吓人，胸膛剧烈起伏，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喉咙里咯咯的响动，像破旧的风箱。我怕他一下子背过气去，赶紧给他顺气，倒了水。他推开，依旧盯着那张纸，忽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笑得眼泪大颗大颗往下砸，砸在印着国徽的传票上。
“好……好……好一个……没尽义务……”他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扶助……共同生活……哈哈……林老师……教得好……写得好啊……”
那是一种精神世界彻底崩塌的声音。曾经相信的夫妻情分，曾经尊敬的师长，曾经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自我认知，在这一纸诉状面前，被碾得粉碎。
我不能让他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联系了城里的朋友，咨询律师。律师听了情况，也直皱眉头：“从证据和常理看，女方是铁了心要离，而且她父亲作为代理人，很懂怎么抓重点——感情破裂和男方丧失婚姻实质功能。男方不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法院可能不会判离，但六个月后女方可以再次起诉，那时判离的可能性就极大。至于‘不尽义务’的理由，虽然残忍，但在法律框架下，作为感情破裂的一种表述，很难直接认定为诬蔑或侵权，除非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存在重大过错且导致感情破裂，比如……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重婚？同居？林秀和那个男人，目前看还差一点。但孩子……那个孩子是关键！
“孩子！孩子不是男方的，这不算证据吗？”我问。
“这能证明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关系并怀孕，属于过错。可以主张女方少分或不分财产，也可以在道德层面谴责，但对于‘感情是否破裂’这个核心离婚要件，法院仍然会综合判断。而且，孩子还没出生，需要亲子鉴定来证实，程序上比较麻烦，对方也可能不配合。”律师顿了顿，“不过，这确实是男方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如果能证明女方存在重大过错，对于男方在财产分割和舆论上，会比较有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反诉，要求女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反诉？精神损害赔偿？我眼睛一亮。对，不能只挨打，要反击！哪怕力量悬殊，也要让挥刀的人知道疼！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建国。他灰败的眼神里，重新燃起一点微弱的光。“告她……精神损害？”他喃喃道。
“对！她婚内出轨怀孕，还用那种理由起诉你，对你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我们得把这件事，清清楚楚摆到法官面前，摆到所有人面前！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轻松松，把黑的描成白的！”我握紧拳头，感觉血在往头上涌。
陈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都暗了。最后，他点了点头，那点头的幅度很小，却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告。我告她。”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上了发条。一边帮陈建国联系愿意接手的律师（本地律师碍于林茂才的关系和案子棘手，大多不愿接，最后是我从市里请了一位年轻但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一边协助律师收集证据。最重要的，就是林秀婚内出轨并怀孕的证据。
这很难。捉奸在床不可能。我们只能从侧面入手。我拖着不太情愿的母亲和几个还有点正义感的亲戚，在村里、镇上悄悄打听。谁在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