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昆顿了顿,又补充道:“只是……与此国的谈判,恐怕会颇为耗时。”

    李国助眉头微挑:“为何?既有意寻求外援,交涉起来岂非更易达成?”

    杨昆苦笑一下:“大人明察。交涉之难,不在其意愿,而在其国体。据卑职所知,布顿苏丹国虽小,其统治架构却颇为奇特,绝非苏丹一人可乾纲独断。”

    “其国似有类似贵族委员会的机构,权柄甚重。”

    他斟酌着词句,

    “凡国之大事,苏丹需与委员会商议,委员会若反对,苏丹之令亦难施行。”

    “此等分权制衡,与巴达维亚总督受评议会掣肘颇有相似之处。”

    “故与之交涉,需同时应对苏丹与贵族评议会,流程冗长,变数增多。”

    贵族委员会?分权制衡?

    这几个词如同钥匙,瞬间打开了李国助记忆深处某个尘封的匣子。

    前世阅览过的、那些混杂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浩瀚档案中的零星记载,骤然清晰起来。

    布顿王国……七个等级……成文宪法……三权分立……东南亚罕见的宪政君主国……

    他一直以为,那是荷兰人用自身观念对异域政体的附会与曲解。

    殖民者的记录,总是带着傲慢的滤镜。

    然而,此刻从杨昆这个本时代精通南洋事务的部下口中,他竟听到了近乎一致的描述。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原来,在这十七世纪的南洋深部,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政治“异类”。

    一个拥有成文宪法、试图以制度框架约束权力的岛国。

    一个念头随即闪过李国助的脑海——这种制度,会不会是受到了荷兰或者英国的影响?

    但几乎立刻,他前世的记忆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根据那些零散的史料记载,布顿苏丹国这套独特的七个等级宪政体系,早在1610年就已由其苏丹拉伊朗吉正式确立。

    其根植于数百年本土的“贵族-传统领袖”二元统治,更有着独特的思想渊源——伊斯兰苏菲主义的“存在等级论”,将宇宙从神到物的七个层级,创造性地转化为了治国的宪政体系。

    其具体架构涵盖了从最高统治者苏丹,到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中央政府委员会,再到管理地方与附属国的各级机构,以及负责宗教事务的领袖,直至底层的普通民众,形成了权力分散于贵族阶层内部的七个等级。

    司法体系融合了伊斯兰教法与本土习惯法,而三权分立的设计,旨在平衡苏丹与贵族权力,回应内部稳定的需求。

    这是一次本土智慧与宗教哲学结合的自发创造。

    而其与荷兰的首次正式接触,还要等到1613年,内容也仅限于军事和贸易合作。

    更关键的是,时间对不上。

    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要等到一个多世纪后才会由孟德斯鸠等人系统阐述。

    想到这里,李国助心中甚至升起一丝荒诞的敬意。

    在1629年的当下,当欧洲大陆的法国、西班牙乃至英国的君主们正竭力加强集权,推行“君权神授”,甚至解散议会时,远在东南亚的这个岛国,却已通过成文宪法,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了制度化的划分与制衡。

    单就权力制衡的形式与统治阶层内部的协商程度而言,这个小小的布顿,其政治架构甚至比同时期多数欧洲强国更具分权色彩。

    当然,他也清楚,这与现代民主毫无关系,本质仍是贵族与宗教领袖的寡头共治,绝大多数平民和奴隶被排除在外。

    但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亚洲政治智慧一次了不起的自发创造。

    强烈的探究欲与战略考量交织在一起。

    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独特的政治结构,使得布顿苏丹国的价值陡然提升。

    与这样一个国家打交道,或许会比与纯粹专制的君主国更复杂,但也可能更稳定、更具契约精神。

    “有意思……”李国助低声自语,指尖在椅背上轻叩。

    他抬起头,目光炯炯,扫过厅内众人,“既占地理之要,又有制度之奇。此等国度,岂容错过?”

    他声音转朗,带着决断,“下一站,便访问这布顿苏丹国。”

    目标既定,李国助思路继续延伸:“访问布顿之后,南方小巽他群岛,诸位以为如何?可有值得经营之处?”

    这次是杨昆先回答,他显然对整个南洋格局都有研究:

    “大人,小巽他群岛,地碎国多。仅巴厘一岛,便有九国并立,彼此攻伐不休。马打蓝王国对其久有野心,戈瓦势力亦在渗透。”

    “此等破碎之地,政治反复,获取据点代价高而收益微。其中部与东部诸岛,如松巴、帝汶等地,更是荷兰与葡萄牙争夺之前线,局势紧张。我使团介入,易引火烧身。”

    “杨大人所言甚是。”

    陈明宇补充道,

    “小巽他于我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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