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老、礼部张尚书、户部马侍郎三位大人，奉召候于乾清门，请见陛下与苏大人。”朱翊钧眉峰一扬，笑意渐深：“来得巧。苏师傅，咱们便当着阁老们的面，把这《市舶新钞条例》的骨架，先搭起来。”他抬步欲行，忽又驻足，回头看向苏泽：“对了，朕昨夜读《管子·国蓄》，见一句‘刀币之流，通于天下，故人主操谷币金玉，而天下可役也’。苏师傅，管仲所言‘谷币’，可是指新钞？”苏泽心头微震。原时空万历皇帝至亲政三十年，从未翻过《管子》，更遑论细究“谷币”二字。而眼前这少年，竟在政务纷繁之际，主动溯流而上，直抵信用货币之本源——这已非勤学，而是真正的政治直觉。他恭声道：“陛下圣明。管子所谓‘谷币’，非谷非币，乃以国之仓廪、民之劳力为本，代金玉而行之信用凭证。今日新钞，亦同此理：以石见银山为锚，以东南市舶为脉，以天下户口为基——钞之轻重，不在纸厚，而在国势之盈虚。”朱翊钧颔首，推门而出。雪光涌进，映得他玄色常服上金线云纹熠熠生辉。苏泽紧随其后，步出暖阁。乾清门前积雪未扫，三位大臣青衫素袍立于雪中，衣襟已凝薄霜。高拱白须沾雪，目光如电扫来；张居正袖中手指微屈，似在默算新钞发行量；马自强则盯着苏泽腰间那枚新制的乌木牌——牌面无字，唯有一圈浅刻云纹，与御案上那枚铜钱背面纹样如出一辙。朱翊钧立于丹陛之上，未升座，未赐座，只朗声道：“三位卿家，朕与苏师傅方才议定一事：自即日起，凡倭国商船入我海疆，非持新钞验引，不得贸易。此非苛政，实为护钞之法、固本之策。尔等以为如何？”高拱未语，先抚须长笑：“陛下圣断！老臣昨夜恰与户部核验，泉州港倭船货单中，生丝棉布占七成，铁器瓷器占二成，余一成皆为杂货。倭人若断此货，三月之内，萨摩藩铁炮作坊必停，长州藩米价必破三钱——彼辈不是拒钞，是拒活！”张居正踏前半步，声音沉稳如钟：“陛下，臣以为，条例当增一条：凡倭船所携银元，须于泉州港银库兑换新钞，兑换率定为一两银元兑一贯新钞，十年不变。此举既稳钞值，又绝倭人以银易货之途，更使新钞信誉，借倭银之坚，反哺国内。”马自强终于开口，语速极快：“臣附议！且臣已命钞法司备妥泉州新钞通商碑底稿，碑文末尾，当列‘万历七年正月廿三日，天子御笔，苏泽监制’十二字——此非僭越，乃彰信义之始，示天下以钞出天子、法归中枢！”朱翊钧环视三人，雪光映照下，少年天子面容竟无半分稚气，唯有一种沉甸甸的、近乎悲悯的清醒：“好。那就依三位卿家所议。高阁老主理条例总纂，张尚书督市舶司落地，马侍郎执掌钞库兑付——至于碑，”他目光转向苏泽，“苏师傅，你替朕监制。”苏泽躬身：“臣，必不负陛下信义之托。”风卷起雪沫，扑上乾清门巍峨的铜钉朱门。门内，是刚刚搭起的新政骨架；门外，是万里海疆正在翻涌的潮声。次日，内阁票拟《市舶新钞条例》连同朱翊钧御批“准”的朱红大字，飞送钞法司。第三日，泉州港新钞通商碑竖立于码头最高处，碑身未刻倭商名录，唯镌“钞行万里，信立千秋”八字，刀锋深峻，直入花岗岩髓。第五日，第一批持“新钞验引”的倭船缓缓驶入泉州港。船头高悬蓝底白字“倭银”旗，旗下却多了一面小小黄旗，旗上墨书“钞”字，迎风猎猎。第七日，倭银公司经理朱翊钧亲赴泉州港，当众将第一笔倭商缴纳的新钞，投入通商碑基座暗格——暗格内，已静静躺着十二万两石见银山所产白银熔铸的“万历通宝”样币，每枚背面，皆阴刻“信义”二字。第十日，苏泽收到赵令娴遣人送来的家信。信纸角压着一枚小小干梅，墨迹温婉：“夫君，今晨陈太后召妾入宫，言及李太后已允暂缓选秀，惟嘱妾常伴陛下读书。妾观陛下晨诵《周礼·地官》，竟于‘泉府’篇朱批‘钞法即泉府’五字，字字如凿……妾虽不谙政事，然见此，心甚安。”苏泽展信良久，将干梅置于案头青瓷盏中，注清水。梅萼舒展，浮沉如舟。他提笔，在中书门下五房最新呈上的《倭国商情密报》空白处，写下一行小楷：“信义非虚名，乃可耕之田、可伐之林、可航之海——今播一粟，但待春雷。”窗外，京师第一场春雪悄然停歇。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手提式大明朝廷那方寸木匣上。匣盖微启一线，幽光流转，仿佛有无数细小的齿轮正在深处咬合、旋转、加速，发出只有苏泽能听见的、低沉而永不停歇的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