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章 春深 锦旗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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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院子不大，靠东墙种着棵老桂花树，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两张石桌，几个民警正坐在那里写笔录。看见陈立农引着郑嘉伟进来，都停下手里的活，朝他们点头致意。
“郑先生，这边走，会议室在一楼。”陈立农引着郑嘉伟往办公楼走，走廊里飘着股淡淡的墨水味，墙上贴满了标语，“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大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下面还贴着几张“严打先进”的奖状，边角有些卷翘，却被擦得很干净。
会议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刑警队长老周和年轻民警小李。老周去年刚从部队转业来，身材高大，皮肤是常年在户外训练晒出的古铜色，手里正拿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小李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脸上还带着些青涩，看见郑嘉伟进来，赶紧站起来，给他们倒了杯茶。
“郑先生，您坐。”陈立农把郑嘉伟引到靠窗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老周和小李坐在旁边。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郑嘉伟的衬衫上，把发白的布料照得有些透亮。
郑嘉伟没急着坐，而是把放在脚边的公文包抱在怀里，慢慢拉开拉链。公文包是黑色的皮革，边角有些磨损，却是他常用的——里面装着他这次来内地的证件，还有那个他攥了一路的红布包。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红布包时，手还有点抖。那是块上好的红锦缎，是他在香港尖沙咀的绣坊买的，摸起来软乎乎的，边缘的毛边是绣坊师傅特意留的，说“这样显得实在，不花哨”。他攥着红布包，从香港带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中县，一路上都放在公文包最里面，生怕压坏了。红布包的表面已经被攥出了几个浅浅的手指印，锦缎的毛绒有些凌乱，却更显真切。
“陈所，还有各位同志……”郑嘉伟的声音比刚才更紧了些，他深吸了口气，慢慢展开红布包。里面的锦旗被叠得整整齐齐，展开的瞬间，金线绣的字在阳光下闪着光，晃得人眼睛有些花——“人民卫士 智破危局”八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寸见方，绣得饱满有力，金线的边缘还勾了圈银线，显得格外郑重。
“我是香港郑家的郑嘉伟。上月廿八在澳门做生意，遭歹人黑吃黑绑到三乡镇里……”郑嘉伟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想起那天在澳门的场景——刚到酒店门口，就被两个戴口罩的男人捂住了嘴，塞进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他当时手里还拿着刚签好的合同，挣扎的时候，合同掉在了地上，他只来得及看一眼车窗外的“葡京酒店”招牌，就被蒙上了眼睛。
“车里的气味很难闻，有汽油味和汗臭味。”郑嘉伟抬手擦了擦眼角，“绑匪很少说话，偶尔用粤语交流几句，说的是‘带到三乡镇那边，等赎金’。我当时怕得厉害，香港也有绑架案，但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更没想过会被带到内地来。”
车开了整整四个钟头，郑嘉伟被颠簸得头晕恶心。后来车停了，他被拽下来，推搡着进了一个潮湿的地方。蒙眼的黑布被扯掉时，他才看清那是个废弃的砖窑——里面很黑，只有顶上一个小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地上全是碎砖和杂草，墙角还堆着些发霉的稻草，散发出一股霉味。
“他们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嘴被胶带封着，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郑嘉伟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红布包的边角，“那几天，绑匪每天只给我送一次水和一个馒头。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家人有没有收到赎金的消息。有时候听着外面的风声，会想，自己是不是再也回不去香港了，再也见不到我爸妈了。”
会议室里静得很，只有窗外的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老周摸了摸后颈，想起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真大，像是要把整个三乡镇都淹了。
那天晚上，所里刚忙完一个邻里纠纷，陈立农正端着搪瓷杯喝浓茶，县厅的电话就打来了，说香港警方通报，有位香港同胞在澳门被绑架，可能被带到了三乡镇附近。陈立农放下搪瓷杯，抓起雨衣就往外走，对老周和小李说：“走，去蛤蟆湾那边看看——之前有老乡说，那边的废弃砖窑常有人去。”
雨太大了，手电筒的光在雨里只能照出一小片地方，脚下的泥路滑得厉害。老周走了没几步，就摔了一跤，裤子全湿了，鞋底沾满了泥，重得抬不起来。陈立农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个旧指南针——那是他刚当民警时买的，用了快二十年，表盘上的漆都掉光了。
“之前蛤蟆湾的江知青来所里办事，说废弃砖窑在山脚下，顺着这条小路走就能到。”陈立农的声音被雨声盖得有些模糊，他时不时停下来，喊几声“江知青”，却没人应。雨打在他的雨衣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他的头发早就湿透了，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汗水流进衣领里。
后来走了大概半个钟头，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点微弱的光——是绑匪用的手电筒。陈立农示意老周和小李在后面等着，自己猫着腰，慢慢摸过去。离砖窑还有几十米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绑匪的说话声，大概三个人，语气里满是不耐烦，说“赎金怎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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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院子不大，靠东墙种着棵老桂花树，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两张石桌，几个民警正坐在那里写笔录。看见陈立农引着郑嘉伟进来，都停下手里的活，朝他们点头致意。
“郑先生，这边走，会议室在一楼。”陈立农引着郑嘉伟往办公楼走，走廊里飘着股淡淡的墨水味，墙上贴满了标语，“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大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下面还贴着几张“严打先进”的奖状，边角有些卷翘，却被擦得很干净。
会议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刑警队长老周和年轻民警小李。老周去年刚从部队转业来，身材高大，皮肤是常年在户外训练晒出的古铜色，手里正拿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小李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脸上还带着些青涩，看见郑嘉伟进来，赶紧站起来，给他们倒了杯茶。
“郑先生，您坐。”陈立农把郑嘉伟引到靠窗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对面，老周和小李坐在旁边。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郑嘉伟的衬衫上，把发白的布料照得有些透亮。
郑嘉伟没急着坐，而是把放在脚边的公文包抱在怀里，慢慢拉开拉链。公文包是黑色的皮革，边角有些磨损，却是他常用的——里面装着他这次来内地的证件，还有那个他攥了一路的红布包。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红布包时，手还有点抖。那是块上好的红锦缎，是他在香港尖沙咀的绣坊买的，摸起来软乎乎的，边缘的毛边是绣坊师傅特意留的，说“这样显得实在，不花哨”。他攥着红布包，从香港带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中县，一路上都放在公文包最里面，生怕压坏了。红布包的表面已经被攥出了几个浅浅的手指印，锦缎的毛绒有些凌乱，却更显真切。
“陈所，还有各位同志……”郑嘉伟的声音比刚才更紧了些，他深吸了口气，慢慢展开红布包。里面的锦旗被叠得整整齐齐，展开的瞬间，金线绣的字在阳光下闪着光，晃得人眼睛有些花——“人民卫士 智破危局”八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寸见方，绣得饱满有力，金线的边缘还勾了圈银线，显得格外郑重。
“我是香港郑家的郑嘉伟。上月廿八在澳门做生意，遭歹人黑吃黑绑到三乡镇里……”郑嘉伟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想起那天在澳门的场景——刚到酒店门口，就被两个戴口罩的男人捂住了嘴，塞进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他当时手里还拿着刚签好的合同，挣扎的时候，合同掉在了地上，他只来得及看一眼车窗外的“葡京酒店”招牌，就被蒙上了眼睛。
“车里的气味很难闻，有汽油味和汗臭味。”郑嘉伟抬手擦了擦眼角，“绑匪很少说话，偶尔用粤语交流几句，说的是‘带到三乡镇那边，等赎金’。我当时怕得厉害，香港也有绑架案，但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更没想过会被带到内地来。”
车开了整整四个钟头，郑嘉伟被颠簸得头晕恶心。后来车停了，他被拽下来，推搡着进了一个潮湿的地方。蒙眼的黑布被扯掉时，他才看清那是个废弃的砖窑——里面很黑，只有顶上一个小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地上全是碎砖和杂草，墙角还堆着些发霉的稻草，散发出一股霉味。
“他们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嘴被胶带封着，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郑嘉伟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红布包的边角，“那几天，绑匪每天只给我送一次水和一个馒头。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家人有没有收到赎金的消息。有时候听着外面的风声，会想，自己是不是再也回不去香港了，再也见不到我爸妈了。”
会议室里静得很，只有窗外的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老周摸了摸后颈，想起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真大，像是要把整个三乡镇都淹了。
那天晚上，所里刚忙完一个邻里纠纷，陈立农正端着搪瓷杯喝浓茶，县厅的电话就打来了，说香港警方通报，有位香港同胞在澳门被绑架，可能被带到了三乡镇附近。陈立农放下搪瓷杯，抓起雨衣就往外走，对老周和小李说：“走，去蛤蟆湾那边看看——之前有老乡说，那边的废弃砖窑常有人去。”
雨太大了，手电筒的光在雨里只能照出一小片地方，脚下的泥路滑得厉害。老周走了没几步，就摔了一跤，裤子全湿了，鞋底沾满了泥，重得抬不起来。陈立农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个旧指南针——那是他刚当民警时买的，用了快二十年，表盘上的漆都掉光了。
“之前蛤蟆湾的江知青来所里办事，说废弃砖窑在山脚下，顺着这条小路走就能到。”陈立农的声音被雨声盖得有些模糊，他时不时停下来，喊几声“江知青”，却没人应。雨打在他的雨衣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他的头发早就湿透了，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汗水流进衣领里。
后来走了大概半个钟头，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一点微弱的光——是绑匪用的手电筒。陈立农示意老周和小李在后面等着，自己猫着腰，慢慢摸过去。离砖窑还有几十米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绑匪的说话声，大概三个人，语气里满是不耐烦，说“赎金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