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底对史可法是真心钦佩的。
以一介文弱书生掌兵，坐镇扬州这座孤城，还能扎扎实实练出六万可用之兵，在这乱世烽烟里，已是极不容易。
可钦佩归钦佩，黄得功从不认为史可法能守得住弘光朝廷那摇摇欲坠的江山。
打仗从来不是读书做文章，不靠笔墨才情、记性聪慧，靠的是刀头舔血的勇武、舍生忘死的狠劲，是尸山血海里磨出来的狠辣与老道。
更何况，对方主帅是吴三桂。
吴家一门两总兵，那是从大凌河、宁锦两场尸山血海里硬生生活下来的狠角色，能从那等绝境里杀出来的兵将，个个都是刀尖上滚出来的真本事。
文官出身的史可法对上这等人物，再面对那漫山遍野、望不到尽头的大军，若还能赢，才是真正的天理难容。
扬州城内，史可法早已探得大军压境的风声，一次次派人快马入京奏报消息，派出去的信使络绎不绝，却始终得不到一句准话、一句实话。
内阁首辅马士英压根没把这当头危局当回事。
在他看来，敌军若真有心颠覆朝廷，理当直扑应天府根本重地，断无先渡江扰江北、围扬州的道理，是敌是友，静待消息便是，不必自乱阵脚。
此时的应天府，弘光朝堂早已陷入疯魔般的内斗，杀得红了眼。
东林党一口咬定，当初取缔、驱逐耶稣会是天大的错处，逼着弘光帝收回成命；
马党则不管是非对错，只要是东林党提的，便一概死硬反对，寸步不让。
此前南洋蛮兵在苏州、松江、嘉兴三府烧杀掳掠、祸害百姓，偌大惨事，血流漂杵，如今竟被满朝文武抛在脑后，无人再提；
吴三桂几十万大军从何而来、粮草军械从何而出、意欲何为，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放在心上。
在满朝文武眼里，朝堂党争压倒一切，抢先扳倒对手、拔得头筹、把持权柄，才是头等大事，至于江山安危、百姓死活，不过是争执时拿来用的口舌说辞。
朱由崧每日被两派吵得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到最后竟是彻底想开，破罐子破摔。
他终于明白了老福王当年的心思——
人生苦短，得意须尽欢。
江山落在谁手，百姓是死是活，都不如眼前美酒佳人来得实在，来得舒心。
朱由崧索性彻底躲进后宫，日日与妃嫔嬉游取乐，笙歌不断，一心只图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身自安。
朝堂上吵得天翻地覆、沸反盈天，于他而言全是无关痛痒的耳边风。
东林党赢了，便随手拟一道诏书认错；
马党胜了，照旧笙歌享乐，不误半分欢愉。
江南本就是脂粉温柔乡，美人多得数不胜数，他碍于皇家体面，不便公然踏足秦淮河，自有无数佳人被源源不断送入宫中，足够他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不问窗外风雨。
都察院御史台本就以东林党人居多，此刻更是借着耶稣会一事火力全开，奏章如雪片般飞入宫中，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时间在朝堂口舌之争里占尽上风。
可阮大铖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当年阉党之中熬出来的老资历，构陷倾轧、唇枪舌剑皆是老手，论阴狠刁钻，远胜寻常文臣。
为了补强马党的口舌战力，压过东林气焰，他特意将赋闲在家、早已被边缘化的前阉党余孽重新召回朝堂，还专门新设一座衙门，定名醒官署。
这机构一立，摆明了就是要与东林言官针尖对麦芒，寸步不让。
还真别说，这批从天启年间靠着揣摩上意、能言善辩爬上来的“醒官”，口舌之利、搅浑水的本事，远胜东林那帮只会死抱圣贤书、引经据典的书生。
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旗鼓相当，偌大朝堂，彻底沦为泼妇骂街之所，礼制威仪扫地殆尽。
消息经电报传至西苑，落入乾德皇帝朱有建耳中，饶是他见多识广、心性沉稳，也一时目瞪口呆，心中只觉荒诞到了极点，又可笑又可气。
他是真心佩服阮大铖——
这人，是真懂党争，也真有歪点子、创造力。
所谓醒官制，历史上并非没有。
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便曾推行，只是当初并非用于朝堂互殴，而是专司风闻捕风、密告构陷，一手开创“莫须有”入罪的先河，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后来连武则天自己都怕这东西逼得天下官民铤而走险，不得不下诏废除，从此弃而不用。
在朱有建看来，御史一职，本该心怀天下、为民发声，行走四方、体察疾苦，而不是缩在京城里，成天盯着皇帝与大臣吹毛求疵、攻讦倾轧，把国事当私仇，把朝堂当战场。
至于阮大铖搞出的醒官，更是荒唐至极，张口便无底线、出言全无实据，除了搅乱朝纲、混淆是非，一无是处。
想到这里，他越发笃定，当年力排众议、裁撤御史台，改行天下行走制度，是自己登基以来最英明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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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介文弱书生掌兵，坐镇扬州这座孤城，还能扎扎实实练出六万可用之兵，在这乱世烽烟里，已是极不容易。
可钦佩归钦佩，黄得功从不认为史可法能守得住弘光朝廷那摇摇欲坠的江山。
打仗从来不是读书做文章，不靠笔墨才情、记性聪慧，靠的是刀头舔血的勇武、舍生忘死的狠劲，是尸山血海里磨出来的狠辣与老道。
更何况，对方主帅是吴三桂。
吴家一门两总兵，那是从大凌河、宁锦两场尸山血海里硬生生活下来的狠角色，能从那等绝境里杀出来的兵将，个个都是刀尖上滚出来的真本事。
文官出身的史可法对上这等人物，再面对那漫山遍野、望不到尽头的大军，若还能赢，才是真正的天理难容。
扬州城内，史可法早已探得大军压境的风声，一次次派人快马入京奏报消息，派出去的信使络绎不绝，却始终得不到一句准话、一句实话。
内阁首辅马士英压根没把这当头危局当回事。
在他看来，敌军若真有心颠覆朝廷，理当直扑应天府根本重地，断无先渡江扰江北、围扬州的道理，是敌是友，静待消息便是，不必自乱阵脚。
此时的应天府，弘光朝堂早已陷入疯魔般的内斗，杀得红了眼。
东林党一口咬定，当初取缔、驱逐耶稣会是天大的错处，逼着弘光帝收回成命；
马党则不管是非对错，只要是东林党提的，便一概死硬反对，寸步不让。
此前南洋蛮兵在苏州、松江、嘉兴三府烧杀掳掠、祸害百姓，偌大惨事，血流漂杵，如今竟被满朝文武抛在脑后，无人再提；
吴三桂几十万大军从何而来、粮草军械从何而出、意欲何为，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放在心上。
在满朝文武眼里，朝堂党争压倒一切，抢先扳倒对手、拔得头筹、把持权柄，才是头等大事，至于江山安危、百姓死活，不过是争执时拿来用的口舌说辞。
朱由崧每日被两派吵得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到最后竟是彻底想开，破罐子破摔。
他终于明白了老福王当年的心思——
人生苦短，得意须尽欢。
江山落在谁手，百姓是死是活，都不如眼前美酒佳人来得实在，来得舒心。
朱由崧索性彻底躲进后宫，日日与妃嫔嬉游取乐，笙歌不断，一心只图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身自安。
朝堂上吵得天翻地覆、沸反盈天，于他而言全是无关痛痒的耳边风。
东林党赢了，便随手拟一道诏书认错；
马党胜了，照旧笙歌享乐，不误半分欢愉。
江南本就是脂粉温柔乡，美人多得数不胜数，他碍于皇家体面，不便公然踏足秦淮河，自有无数佳人被源源不断送入宫中，足够他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不问窗外风雨。
都察院御史台本就以东林党人居多，此刻更是借着耶稣会一事火力全开，奏章如雪片般飞入宫中，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时间在朝堂口舌之争里占尽上风。
可阮大铖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当年阉党之中熬出来的老资历，构陷倾轧、唇枪舌剑皆是老手，论阴狠刁钻，远胜寻常文臣。
为了补强马党的口舌战力，压过东林气焰，他特意将赋闲在家、早已被边缘化的前阉党余孽重新召回朝堂，还专门新设一座衙门，定名醒官署。
这机构一立，摆明了就是要与东林言官针尖对麦芒，寸步不让。
还真别说，这批从天启年间靠着揣摩上意、能言善辩爬上来的“醒官”，口舌之利、搅浑水的本事，远胜东林那帮只会死抱圣贤书、引经据典的书生。
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旗鼓相当，偌大朝堂，彻底沦为泼妇骂街之所，礼制威仪扫地殆尽。
消息经电报传至西苑，落入乾德皇帝朱有建耳中，饶是他见多识广、心性沉稳，也一时目瞪口呆，心中只觉荒诞到了极点，又可笑又可气。
他是真心佩服阮大铖——
这人，是真懂党争，也真有歪点子、创造力。
所谓醒官制，历史上并非没有。
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便曾推行，只是当初并非用于朝堂互殴，而是专司风闻捕风、密告构陷，一手开创“莫须有”入罪的先河，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后来连武则天自己都怕这东西逼得天下官民铤而走险，不得不下诏废除，从此弃而不用。
在朱有建看来，御史一职，本该心怀天下、为民发声，行走四方、体察疾苦，而不是缩在京城里，成天盯着皇帝与大臣吹毛求疵、攻讦倾轧，把国事当私仇，把朝堂当战场。
至于阮大铖搞出的醒官，更是荒唐至极，张口便无底线、出言全无实据，除了搅乱朝纲、混淆是非，一无是处。
想到这里，他越发笃定，当年力排众议、裁撤御史台，改行天下行走制度，是自己登基以来最英明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