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朝廷急于出兵北伐的指令，他坚决拒绝，始终坐镇武昌，按兵不动，丝毫没有北上迎战的打算，可他千算万算，终究没料到，敌军竟已突破层层防线，悄无声息地兵临武昌城下，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此前南下平叛，收缴了充足的粮饷军械，尽数充入武昌军库，有了这份底气，何腾蛟眉宇间多了几分笃定，他坚信，凭借武昌城高池深，加上手中整编后的新军，定然能守住这座江南重镇。
他甚至忍不住暗自设想，若是在崇祯十五年，自己手中能有这般充足的粮饷、这般精锐的兵马，襄阳城绝不会轻易被贼寇攻破，湖广战局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大明朝素来以文驭武，出任巡抚的文臣，大多饱读兵书，精于军事谋略，若能与麾下总兵官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本可御敌于外，这样的良例在朝堂史上也不在少数。
可偏偏，文臣掌兵总有一个难以根治的弊病：
多数文臣自恃才学，临阵对敌时，总爱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强行干预总兵官的军事决策，文臣重谋略布局，武将重实战杀伐，理念相悖，久而久之，便生出无数无法调解的矛盾。
更别说军中还有监军宦官从中掣肘，本就紧张的文武关系，被进一步激化。
若是遇上懂兵法、识大体的监军，文臣、武将、监军三方齐心协力，军中便无往而不胜，可自萨尔浒之战大败之后，大明军队上下齐心的光景越来越罕见，反倒是相互猜忌、拖后腿、使绊子的人越来越多，军心涣散，战力一落千丈。
尤其是天启中期以后，阉党魏忠贤权势滔天，把持朝政，作为监军的太监，一跃成为军队的实际主导者，军中大小事务，皆由宦官一言决断，就连不少巡按御史，也纷纷依附阉党，沦为其党羽。
这般局面下，各地总兵官彻底被架空，几乎失去了战场指挥权，不仅是总兵，就连镇守一方的经略、总督，都无法做到军令畅通、令行禁止，指挥体系彻底混乱，辽东防线的形势，也因此一日不如一日，节节败退，最终落入后金之手。
好不容易等到崇祯皇帝登基，大刀阔斧拨乱反正，铲除阉党，各地总兵官本以为终于能放开手脚，一展军事才能，或许还有机会收复失地、重振国威。
可谁曾想，崇祯帝生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阉党虽倒，太监监军的权力反而被进一步扩大，就连地方小小的守备营，都要设置守备太监，全权主理军务。
这位多疑的皇帝，从不相信前方将士传回的军报，唯独信任宫中太监秘奏的只言片语，这让一众贪婪成性的监军太监愈发恣意妄为，借机敛财、构陷将士，无恶不作。
更可恨的是，那些卖国求荣的明奸晋商，暗中勾结守备太监，打通了边关走私通道，将大量粮草、铁器、军械源源不断输送给关外后金，让后金实力不断坐大，一步步蚕食大明疆土，最终将这绵延两百余年的大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眼下的弘光小朝廷，看似偏安江南、维系着大明正统，实则内里早已乱作一团，反倒给了地方督抚不少行事的便利。
这一切的根源，全在朝堂之上的权力倾轧——
都察院与御史台的官员们，早已无心过问地方战事、疆土收复，一门心思扑在和马士英为首的马党争权夺利上，唇枪舌剑、互相攻讦，把朝堂变成了角力场。
尤其是那些跟着弘光帝南下的御史言官，个个蜷缩在应天府内，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压根没人愿意踏出城半步，去地方上直面战火烽烟。
唯有瞿式耜这般特例，能以御史之身巡抚广西，只因他本就不属于这批耽于内斗的南下御史，虽说归属于东林一脉，却是阳明学中最讲务实的一派，不慕朝堂权斗，只愿守土安民。
何腾蛟与袁继咸，本就是以御史身份巡抚地方的老臣，深谙地方军政民情，马士英见状，干脆顺水推舟，提议让二人暂代军职，总揽一方军务。
而朝廷迟迟不往二人军中派遣监军，并非信任放权，实属无奈之举。
当初南直隶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离开南京时，几乎将宫中可用太监尽数带走，偏生凤阳宗人府又拒不承认弘光政权的正统性，一时间，南京城内太监资源极度紧缺。
如今弘光帝身边伺候的，全是他当年做福王时从藩邸带出来的旧人，勉强挑出两名，派往北伐军中监军，已是捉襟见肘。
至于高杰麾下军队，既无监军宦官，也无巡抚节制，不过是因为高杰本就是马党嫡系心腹，马士英对其信任有加，自然无需旁人掣肘。
这般机缘巧合之下，何腾蛟得以在湖广军政一把抓，独揽大权，再无朝中文官制衡、监军宦官掣肘，一时间可谓如鱼得水。
他既能总督湖广布政司的民政钱粮，又能掌控行都司的兵马调度，还亲率新军南下广西平定叛乱，一路捷报频传，顺利得超乎想象。
长久以来想要施展军事抱负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心底的志得意满再也藏不住，眉宇间尽是意气风发，只觉得自己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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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前南下平叛，收缴了充足的粮饷军械，尽数充入武昌军库，有了这份底气，何腾蛟眉宇间多了几分笃定，他坚信，凭借武昌城高池深，加上手中整编后的新军，定然能守住这座江南重镇。
他甚至忍不住暗自设想，若是在崇祯十五年，自己手中能有这般充足的粮饷、这般精锐的兵马，襄阳城绝不会轻易被贼寇攻破，湖广战局也不至于沦落到如今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大明朝素来以文驭武，出任巡抚的文臣，大多饱读兵书，精于军事谋略，若能与麾下总兵官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本可御敌于外，这样的良例在朝堂史上也不在少数。
可偏偏，文臣掌兵总有一个难以根治的弊病：
多数文臣自恃才学，临阵对敌时，总爱凭着自己的主观想法，强行干预总兵官的军事决策，文臣重谋略布局，武将重实战杀伐，理念相悖，久而久之，便生出无数无法调解的矛盾。
更别说军中还有监军宦官从中掣肘，本就紧张的文武关系，被进一步激化。
若是遇上懂兵法、识大体的监军，文臣、武将、监军三方齐心协力，军中便无往而不胜，可自萨尔浒之战大败之后，大明军队上下齐心的光景越来越罕见，反倒是相互猜忌、拖后腿、使绊子的人越来越多，军心涣散，战力一落千丈。
尤其是天启中期以后，阉党魏忠贤权势滔天，把持朝政，作为监军的太监，一跃成为军队的实际主导者，军中大小事务，皆由宦官一言决断，就连不少巡按御史，也纷纷依附阉党，沦为其党羽。
这般局面下，各地总兵官彻底被架空，几乎失去了战场指挥权，不仅是总兵，就连镇守一方的经略、总督，都无法做到军令畅通、令行禁止，指挥体系彻底混乱，辽东防线的形势，也因此一日不如一日，节节败退，最终落入后金之手。
好不容易等到崇祯皇帝登基，大刀阔斧拨乱反正，铲除阉党，各地总兵官本以为终于能放开手脚，一展军事才能，或许还有机会收复失地、重振国威。
可谁曾想，崇祯帝生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阉党虽倒，太监监军的权力反而被进一步扩大，就连地方小小的守备营，都要设置守备太监，全权主理军务。
这位多疑的皇帝，从不相信前方将士传回的军报，唯独信任宫中太监秘奏的只言片语，这让一众贪婪成性的监军太监愈发恣意妄为，借机敛财、构陷将士，无恶不作。
更可恨的是，那些卖国求荣的明奸晋商，暗中勾结守备太监，打通了边关走私通道，将大量粮草、铁器、军械源源不断输送给关外后金，让后金实力不断坐大，一步步蚕食大明疆土，最终将这绵延两百余年的大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眼下的弘光小朝廷，看似偏安江南、维系着大明正统，实则内里早已乱作一团，反倒给了地方督抚不少行事的便利。
这一切的根源，全在朝堂之上的权力倾轧——
都察院与御史台的官员们，早已无心过问地方战事、疆土收复，一门心思扑在和马士英为首的马党争权夺利上，唇枪舌剑、互相攻讦，把朝堂变成了角力场。
尤其是那些跟着弘光帝南下的御史言官，个个蜷缩在应天府内，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压根没人愿意踏出城半步，去地方上直面战火烽烟。
唯有瞿式耜这般特例，能以御史之身巡抚广西，只因他本就不属于这批耽于内斗的南下御史，虽说归属于东林一脉，却是阳明学中最讲务实的一派，不慕朝堂权斗，只愿守土安民。
何腾蛟与袁继咸，本就是以御史身份巡抚地方的老臣，深谙地方军政民情，马士英见状，干脆顺水推舟，提议让二人暂代军职，总揽一方军务。
而朝廷迟迟不往二人军中派遣监军，并非信任放权，实属无奈之举。
当初南直隶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离开南京时，几乎将宫中可用太监尽数带走，偏生凤阳宗人府又拒不承认弘光政权的正统性，一时间，南京城内太监资源极度紧缺。
如今弘光帝身边伺候的，全是他当年做福王时从藩邸带出来的旧人，勉强挑出两名，派往北伐军中监军，已是捉襟见肘。
至于高杰麾下军队，既无监军宦官，也无巡抚节制，不过是因为高杰本就是马党嫡系心腹，马士英对其信任有加，自然无需旁人掣肘。
这般机缘巧合之下，何腾蛟得以在湖广军政一把抓，独揽大权，再无朝中文官制衡、监军宦官掣肘，一时间可谓如鱼得水。
他既能总督湖广布政司的民政钱粮，又能掌控行都司的兵马调度，还亲率新军南下广西平定叛乱，一路捷报频传，顺利得超乎想象。
长久以来想要施展军事抱负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心底的志得意满再也藏不住，眉宇间尽是意气风发，只觉得自己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