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定位在昆明市官渡区的一个二手手机市场。
便衣警察赶到时，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在摊位前跟老板讨价还价。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部诺基亚手机。
“这手机哪来的？”警察亮出证件。
男人脸色瞬间惨白。他是柴国立。
审讯室里，柴国立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他交代了一切：团伙成员、作案经过、藏匿地点……还有那个恐怖的农场。
“杨天勇说，要是有一天被抓了，别反抗，反抗也没用。”柴国立哭着说，“他说他当过警察，知道警察怎么抓人……”
警方立即行动。6月15日，肖林在情妇家被抓；6月16日，杨明才在赌场落网；6月17日，肖利、左曙光、滕典东相继被捕。
而杨天勇，此时已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打算去东北躲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他没想到，一张大网已经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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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正义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杜培武坐在被告席上，手腕上还留着长期戴手铐形成的疤痕。两年零两个月的冤狱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萎缩，记忆力严重下降，经常头痛欲裂。
但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经查，原审认定杜培武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旁听席上响起掌声。杜培武的姐姐哭出声来。而杜培武本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被带走时，差三个月就满缓刑期。如果杨天勇晚一点落网，他很可能已经被执行死刑。
与此同时，杨天勇一案的审理也在进行。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着听完了全程。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法庭里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1997年4月至2000年6月，被告人杨天勇、肖林等七人，冒充军警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劫、杀人犯罪活动……共作案23起，杀死19人，杀伤1人……抢劫机动车25辆，价值人民币370余万元……抢劫手枪四支……”
死者名单念了整整二十分钟。有三名警察、三名联防队员、一名现役军人，其余是普通群众。最年轻的受害者只有21岁，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杨天勇面无表情地听着，偶尔抬头看看天花板。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只说了三个字：“我认罪。”
但真正的忏悔，他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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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枪声
2000年11月17日，清晨六点。
昆明市看守所，七号监室。
杨天勇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囚服。看守民警递给他最后一支烟，他接过来，深深吸了一口。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民警问。
杨天勇摇摇头。
囚车驶向刑场。那是郊区的一片荒地，周围拉着警戒线。七个人被依次带下车，押到指定的位置。
杨天勇看了一眼东方的天空。朝阳正在升起，云彩被染成金红色。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看日出。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穿着军装一辈子。
枪声响了。
七声枪响，几乎同时。七个罪恶的生命，终结在同一个瞬间。
消息传开后，昆明市民放起了鞭炮。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终于等来了正义。但有些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杜培武虽然平反，但他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他离开了警察队伍，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那些年被冤狱折磨的日日夜夜，成了他一生的噩梦。
而杨天勇的故事，则被记录在案卷里，成为共和国刑事犯罪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如何堕落成杀人恶魔；
一个看似荒诞的冤案，如何差点让无辜者送命；还有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生命，都在提醒人们：
罪恶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步步滑向深渊的过程，是从第一次越过底线开始的堕落。而当法律终于亮出利剑时，往往已经有太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昆明的街道上。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些亲历者知道，有些伤痛，永远不会随时间流逝。
而历史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记住这些伤痛，让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
便衣警察赶到时，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在摊位前跟老板讨价还价。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部诺基亚手机。
“这手机哪来的？”警察亮出证件。
男人脸色瞬间惨白。他是柴国立。
审讯室里，柴国立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他交代了一切：团伙成员、作案经过、藏匿地点……还有那个恐怖的农场。
“杨天勇说，要是有一天被抓了，别反抗，反抗也没用。”柴国立哭着说，“他说他当过警察，知道警察怎么抓人……”
警方立即行动。6月15日，肖林在情妇家被抓；6月16日，杨明才在赌场落网；6月17日，肖利、左曙光、滕典东相继被捕。
而杨天勇，此时已经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打算去东北躲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他没想到，一张大网已经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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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正义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杜培武坐在被告席上，手腕上还留着长期戴手铐形成的疤痕。两年零两个月的冤狱生活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萎缩，记忆力严重下降，经常头痛欲裂。
但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经查，原审认定杜培武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旁听席上响起掌声。杜培武的姐姐哭出声来。而杜培武本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被带走时，差三个月就满缓刑期。如果杨天勇晚一点落网，他很可能已经被执行死刑。
与此同时，杨天勇一案的审理也在进行。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着听完了全程。当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法庭里不时传来压抑的哭泣声。
“1997年4月至2000年6月，被告人杨天勇、肖林等七人，冒充军警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抢劫、杀人犯罪活动……共作案23起，杀死19人，杀伤1人……抢劫机动车25辆，价值人民币370余万元……抢劫手枪四支……”
死者名单念了整整二十分钟。有三名警察、三名联防队员、一名现役军人，其余是普通群众。最年轻的受害者只有21岁，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杨天勇面无表情地听着，偶尔抬头看看天花板。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只说了三个字：“我认罪。”
但真正的忏悔，他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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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枪声
2000年11月17日，清晨六点。
昆明市看守所，七号监室。
杨天勇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囚服。看守民警递给他最后一支烟，他接过来，深深吸了一口。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民警问。
杨天勇摇摇头。
囚车驶向刑场。那是郊区的一片荒地，周围拉着警戒线。七个人被依次带下车，押到指定的位置。
杨天勇看了一眼东方的天空。朝阳正在升起，云彩被染成金红色。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看日出。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穿着军装一辈子。
枪声响了。
七声枪响，几乎同时。七个罪恶的生命，终结在同一个瞬间。
消息传开后，昆明市民放起了鞭炮。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终于等来了正义。但有些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杜培武虽然平反，但他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他离开了警察队伍，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永久的创伤。那些年被冤狱折磨的日日夜夜，成了他一生的噩梦。
而杨天勇的故事，则被记录在案卷里，成为共和国刑事犯罪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如何堕落成杀人恶魔；
一个看似荒诞的冤案，如何差点让无辜者送命；还有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生命，都在提醒人们：
罪恶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步步滑向深渊的过程，是从第一次越过底线开始的堕落。而当法律终于亮出利剑时，往往已经有太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太阳照常升起，照在昆明的街道上。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那些亲历者知道，有些伤痛，永远不会随时间流逝。
而历史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记住这些伤痛，让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