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他早就该死,让方许的脑回路都堵了一会儿。

    以崔昭正对张望松的感情和敬佩之心,怎么都不该说出这句话。

    可他说了,而且说的笃定坦荡。

    不等方许问出为何二字,崔昭正给了他的答案。

    “大殊立国之后,地方官府用人一多半是前朝旧属,一小半才是新朝勋贵,张知府其实算后者。”

    崔昭正的打开了话匣子,打开的也是一段过往。

    新朝勋贵做地方官的劣势在于,他们往往都没有从政经验。

    优势在于,他们的威望都足够。

    如张望松这样做知府的人,曾经在军中也算是有名气的人,不过,那时候张望松不是领兵的将军,只是个将军身边的幕僚。

    如果他辅佐的那位将军地位再高些,张望松可能直接去省府任职。

    到任之后的张望松面临的第一个局面是,琢郡本地的士绅豪门,纷纷抬着箱子前来拜见,箱子里满满都是金银珠宝。

    那些原本在前朝可以作威作福的人,像是哈巴狗一样跑到他面前来摇尾巴。

    这就是优势。

    不知道有多少新朝勋贵在做了官之后,没多久就被这种风气侵蚀,又没多久就变成了和前朝旧属一样的人,一样的官。

    保北省距离殊都很远,是北方五省之一。

    这里也算得上天高皇帝远,在这做地方官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距离权利中枢太远,想往上爬有些难。

    利益就是那句天高皇帝远,他们不必那么担心干点什么坏事被皇帝看见了。

    被分派到北方无数做官的那些新朝勋贵,个个都是一边骂街一边赚的盆满钵满。

    唯独张望松,简直异类。

    他从来不与官僚交际,从来不与勋臣走动,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民生诸事上。

    到了琢郡,一门心思的只想让百姓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和省府高官吵了一架,据说吵的格外凶。

    原因,是维安县头上那个罪名。

    维安县出了一起十恶不赦的大案,按照前朝旧历维安县的百姓十年之内都要被严苛管制,读书人十年不能参加科举,可以说,这十年,维安县的百姓绝无出头之日。

    张望松和省府的官员一直争,争的几乎头破血流,最终争赢了。

    他把维安县头上那顶大帽子摘了,并且亲自在维安县住了半年,帮助当地百姓恢复生活。

    就这一件事,不知道触怒了多少人。

    表面上看这是对于出现了重大恶劣罪行地方的惩处,实际上都是生意。

    如果你是省府官员,本省之内有一县出现了十恶不赦的大案,这时候,最着急的是谁?

    当然是户籍在那个县的读书人,他们最急。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都急。

    学子寒窗苦读,只等科举之后一朝飞上枝头做凤凰,但这样的惩处,断了所有学子的上升路。

    于是有钱的人先跑来省府走动关系,很简单,维安县的读书人不许参加科举,那就把户口转出去好了。

    但,朝廷查得严,你想转出去就转出去?就算是转出去了,到时候一看是本年才从维安县转出的户籍,科举还是不许参加的。

    要转出户籍,还要把转出的时间提前最少一年,那......钱来!

    谁给的多谁的事就排在前边办。

    省府主管这种事的官员,一年就能赚的满嘴流油。

    他们还会看人下菜碟,有钱的多要,没钱的也要,就是尽可能的要,你家里能拿出多少就要多少的那种。

    钱给足了的,当然直接就给办了。

    钱给不足的,家里有多少给多少的,也好办,等到了日子求他们办事的人来了,就一句话:办不了。

    要是问他们钱呢,还是一句话:上边收了,但不给办。

    不管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钱都是要收的,区别只是一个给办一个根本不给办而已。

    维安县属于琢郡,上一任琢郡知府因为维安县的事,每年都能吃不少银子进去,他当然不是只自己吃,上边省府的要喂饱,下边的手下也要分一些,大家都拿了,大家都不说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可张望松来了之后,这么容易来财的生意断了。

    他也去省府奔走,但他不是去给省府的人送钱分钱,他去吵,据理力争的吵。

    原本大家都按照规矩来,就他不守规矩。

    省府的人不管他去多少次都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他就告状到朝廷,直接实名写信到户部,到御史台,甚至上奏疏。

    最后他赢了,维安县百姓头顶的大帽子被摘掉了,可保北省里做官的,尤其是省府做官的,琢郡做官的,个个都盼着张望松早点死。

    所以崔昭正说张望松早该死了。

    他没死,活着呢,但是升迁的路好像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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