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家峻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窗外的天从灰白变成昏黄，又从昏黄变成漆黑。他没开灯，就那么在黑暗里坐着，桌上的茶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堆死去的蚂蚁。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灭了。
他没有看。中午解宝华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安置房的事上了省报内参，问他要不要回应。他说了两个字：不急。
不急是假的。
他急得很。急得像一条在热锅里翻来覆去的鱼。
但他得等。
等到时机，等到人心，等到该开口的人开口。
门被人敲了三下。
轻轻的，像猫挠门。
“进来。”
门推开一条缝，露出来的是韦伯仁的脸。那张脸比三天前在云顶阁门口看见的时候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像被人抽了气。
“买市长，您还没吃饭吧？”
买家峻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韦伯仁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老张记粥铺”的字样。他把袋子放在茶几上，打开，里头是一碗皮蛋瘦肉粥，一碟咸菜，一个茶叶蛋。
“还热着。”他说。
“你也没吃？”
“吃不下。”
买家峻把粥端过来，拿勺子搅了两下。粥很稠，皮蛋切得很碎，瘦肉也切得很碎，是花了心思的。
“坐下吧。”
韦伯仁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屁股只挨了一半的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犯了事的小学生在等班主任训话。
买家峻喝了一口粥，放下勺子。
“说吧。”
“说什么？”
“说你来找我要说什么。”
韦伯仁舔了一下嘴唇。他的嘴唇很干，起了皮。三天前在云顶阁门口他蹲在路边哭，从那之后他看见买家峻就躲着走。今天不躲了，送粥上门，肯定有事。
“常部长今天找我了。”
“找你做什么？”
“问我最近有没有跟您走得近。”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韦伯仁低下头，“我说我每天就是送文件跑腿，跟谁都谈不上近。”
买家峻又喝了一口粥，没吭声。
“买市长，您不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人各有命。”买家峻把粥碗放下，“你走到今天不容易，没必要为了我把自己搭进去。”
这话说得很实在。
但韦伯仁听了，眼圈红了。
“我跟您说实话——不是因为您对，是因为我二叔。”他忽然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孤注一掷的东西，“您查安置房，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升官，是为了那些拿不到工钱的人。”
“谁跟你说我是为了他们？”
“不用谁跟我说。”韦伯仁的声音压得很低，“我眼睛不瞎。您来的第一天，去安置房工地调研，你蹲在泥地里跟工人说话，泥巴把你的皮鞋糊得看不见颜色，你没皱过一次眉头。解迎宾请你吃饭你推了。解宝华请你去茶座你也没去。我当了六年秘书，见的人多了，真做事的和演戏的，不一样。”
买家峻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
“想清楚了一件事。”韦伯仁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不像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倒像一个活够了的老头，“人生不过几十年，我不能到死还觉得自己是个没骨头的人。”
买家峻把粥碗重重搁在茶几上。
“行。”
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袋，扔在韦伯仁面前。
“看看。”
韦伯仁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一叠照片，还有几份银行流水复印件。照片拍的是云顶阁三楼的春分厅，常军仁和解迎宾坐在圆桌两头，中间摆着几道精致的小菜，还有两瓶飞天茅台。另一张照片里，解迎宾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往常军仁手里塞，常军仁半推半就，最后还是装进了公文包。
银行流水上，解迎宾的公司在一个月之内，往一个尾号四个“8”的账户里分五次转了三百二十万。
那个账户，韦伯仁认得。
常军仁的小舅子，郑家全。
“这些东西，您哪来的？”
“你猜。”
买家峻没说。他不是不说，是不能说。花絮倩昨天晚上把东西送过来的时候，只提了一个条件——“别让人知道是我给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指甲，语气跟聊天气一样轻描淡写，然后补了一句，“我这个人怕麻烦，您别给我惹麻烦就行。”
买家峻说好。
但他知道花絮倩不是怕麻烦的人。一个怕麻烦的人不会在沪杭新城开六年的酒店，不会同时跟三四拨人周旋，不会在每一张桌子上都给自己留一副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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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天从灰白变成昏黄，又从昏黄变成漆黑。他没开灯，就那么在黑暗里坐着，桌上的茶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堆死去的蚂蚁。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灭了。
他没有看。中午解宝华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安置房的事上了省报内参，问他要不要回应。他说了两个字：不急。
不急是假的。
他急得很。急得像一条在热锅里翻来覆去的鱼。
但他得等。
等到时机，等到人心，等到该开口的人开口。
门被人敲了三下。
轻轻的，像猫挠门。
“进来。”
门推开一条缝，露出来的是韦伯仁的脸。那张脸比三天前在云顶阁门口看见的时候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像被人抽了气。
“买市长，您还没吃饭吧？”
买家峻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韦伯仁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老张记粥铺”的字样。他把袋子放在茶几上，打开，里头是一碗皮蛋瘦肉粥，一碟咸菜，一个茶叶蛋。
“还热着。”他说。
“你也没吃？”
“吃不下。”
买家峻把粥端过来，拿勺子搅了两下。粥很稠，皮蛋切得很碎，瘦肉也切得很碎，是花了心思的。
“坐下吧。”
韦伯仁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屁股只挨了一半的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犯了事的小学生在等班主任训话。
买家峻喝了一口粥，放下勺子。
“说吧。”
“说什么？”
“说你来找我要说什么。”
韦伯仁舔了一下嘴唇。他的嘴唇很干，起了皮。三天前在云顶阁门口他蹲在路边哭，从那之后他看见买家峻就躲着走。今天不躲了，送粥上门，肯定有事。
“常部长今天找我了。”
“找你做什么？”
“问我最近有没有跟您走得近。”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韦伯仁低下头，“我说我每天就是送文件跑腿，跟谁都谈不上近。”
买家峻又喝了一口粥，没吭声。
“买市长，您不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人各有命。”买家峻把粥碗放下，“你走到今天不容易，没必要为了我把自己搭进去。”
这话说得很实在。
但韦伯仁听了，眼圈红了。
“我跟您说实话——不是因为您对，是因为我二叔。”他忽然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孤注一掷的东西，“您查安置房，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升官，是为了那些拿不到工钱的人。”
“谁跟你说我是为了他们？”
“不用谁跟我说。”韦伯仁的声音压得很低，“我眼睛不瞎。您来的第一天，去安置房工地调研，你蹲在泥地里跟工人说话，泥巴把你的皮鞋糊得看不见颜色，你没皱过一次眉头。解迎宾请你吃饭你推了。解宝华请你去茶座你也没去。我当了六年秘书，见的人多了，真做事的和演戏的，不一样。”
买家峻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
“想清楚了一件事。”韦伯仁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不像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倒像一个活够了的老头，“人生不过几十年，我不能到死还觉得自己是个没骨头的人。”
买家峻把粥碗重重搁在茶几上。
“行。”
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袋，扔在韦伯仁面前。
“看看。”
韦伯仁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一叠照片，还有几份银行流水复印件。照片拍的是云顶阁三楼的春分厅，常军仁和解迎宾坐在圆桌两头，中间摆着几道精致的小菜，还有两瓶飞天茅台。另一张照片里，解迎宾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往常军仁手里塞，常军仁半推半就，最后还是装进了公文包。
银行流水上，解迎宾的公司在一个月之内，往一个尾号四个“8”的账户里分五次转了三百二十万。
那个账户，韦伯仁认得。
常军仁的小舅子，郑家全。
“这些东西，您哪来的？”
“你猜。”
买家峻没说。他不是不说，是不能说。花絮倩昨天晚上把东西送过来的时候，只提了一个条件——“别让人知道是我给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指甲，语气跟聊天气一样轻描淡写，然后补了一句，“我这个人怕麻烦，您别给我惹麻烦就行。”
买家峻说好。
但他知道花絮倩不是怕麻烦的人。一个怕麻烦的人不会在沪杭新城开六年的酒店，不会同时跟三四拨人周旋，不会在每一张桌子上都给自己留一副碗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