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家峻记得很清楚,那是十月里头一个下雨的夜晚。

    雨不大,细得像绣花针,密密地扎在脸上,凉意能透到骨头里去。他刚开完安置房的协调会,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只剩下尽头那一盏,昏黄昏黄的,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秘书小周跟在后面,手里抱着一摞材料,脚步有些急。

    “买书记,韦主任下午来过了。”

    买家峻脚步没停:“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小周顿了顿,“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走了。”

    买家峻没接话。韦伯仁这个人,在市委大院里是出了名的“温吞水”,说话从来不说满,办事从来不办绝,笑呵呵的一张脸,对谁都客客气气。可恰恰是这种人,最难琢磨。他站那五分钟,不是发呆,是在掂量。掂量什么?掂量这扇门,值不值得他迈进来。

    买家峻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文件,封皮上印着“内部参考”四个红字。他翻开一看,是一份干部考核材料的复印件,上面用铅笔轻轻画了几个圈。圈里的名字他认识——有两个是上次专项调查组查出问题的项目审批人,有一个是解迎宾公司的挂名股东。这份材料来得蹊跷,没留名,没留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桌上,像是被风刮进来的。

    可办公室哪有风。

    他坐下来,把材料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名字,第二遍看关联,第三遍看那些铅笔画的圈——圈画得很轻,轻到像是怕被人发现,可每一个圈都画在了最关键的位置。这不像是随手画的,倒像是一个在体制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说一句话:我知道,我告诉你。

    买家峻把材料锁进抽屉,抬头看了看窗外。雨还在下,打在芭蕉叶上,啪嗒啪嗒的,像有人在轻轻地敲门。

    第二天一早,常军仁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常军仁的办公室在市委大楼的东侧,窗外正对着院子里那棵老樟树。树冠遮天蔽日的,把半个窗户都挡得严严实实,阳光只能从叶子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桌上洒一片碎金。

    “坐。”常军仁指了指沙发,自己却没坐,站在窗口,背对着买家峻。

    “老买,你来沪杭新城多长时间了?”

    “快一年了。”

    “一年。”常军仁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一年时间,你查出了工程质量问题,查出了资金挪用,查出了地下组织的利益输送。有人跟我说,你是铁了心要把天捅个窟窿。”

    买家峻笑笑:“常部长,天要是有窟窿,不是我捅的。是它本来就有。”

    常军仁看了他一会儿,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这是你要的东西。解宝华近三年的公务接待记录、会议纪要签字单,还有他经手的几笔大额项目资金流向。能拿到的我都拿到了。”

    买家峻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打开。他看着常军仁:“这些材料不好拿吧?”

    “不好拿。”常军仁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微微颤了一下,“你知道解宝华在沪杭经营了多少年?十七年。十七年,他经手的项目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认识的人从市里到省里,从官场到商场,盘根错节。我调这些材料的时候,档案室的老刘跟我说了一句话——‘常部长,你要想清楚,有些东西拿出来就塞不回去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塞不回去就塞不回去。有些东西,本来就不该藏在那儿。”

    买家峻沉默了。他不是不知道常军仁这句话的分量。在体制内,公开站队是一件代价极高的事。站对了未必有功,站错了万劫不复。常军仁干了一辈子组织工作,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懂。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把材料摆到了桌面上。

    “老常。”买家峻的声音沉了下来,“你想好了?”

    常军仁没有正面回答,他转头看向窗外那棵老樟树,看了很久。

    “我十八岁参加工作,在基层待了十二年,后来调到组织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些年,我见过太多的人。有本事的人,有野心的人,有理想的人,有手段的人。可真正让我佩服的,没几个。”他回过头来,看着买家峻,“你是其中一个。”

    买家峻想说什么,被常军仁抬手拦住了。

    “你不用谢我。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帮你。”他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前几天,我女儿问我一个问题。她说爸,你当官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这辈子都觉得值的事?我想了一晚上,没想出来。”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窗外有鸟叫,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催促什么。

    “所以这份材料,不是给你的。”常军仁站起来,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是给我自己的。”

    买家峻站起来,朝常军仁伸出手。两只手握住的时候,买家峻感觉常军仁的手心是凉的,可握得很紧,像是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也像是把什么东西攥住了。

    从常军仁办公室出来,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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