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寒月

    丙午年正月十七,兰都霜重。

    领袖官邸的橄榄林浸在青灰色晨霭中,巡逻队的皮靴踏碎枯枝,声响脆如骨裂。哈翁盘坐于经堂波斯毯上,指尖摩挲着那串陪他四十三年、浸透汗渍的檀木念珠。窗外传来早祷的吟诵,悠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

    “他们又在唱《战斗的召唤》了。”他忽然开口,声音枯哑如揉皱的羊皮纸。

    侍从官侯赛因垂手立在门边,没有应答。他知道领袖不需要回答——这个八十七岁的老人近年来常与不存在的声音对话。癌症蚕食他的膀胱,帕金森症让他的左手永远在颤抖,但那双深陷的眼睛仍然锐利,像两枚埋在岁月灰烬里的黑曜石碎片。

    “侯赛因。”

    “在。”

    “你说,如果三十五年前我没接过那个位置……”哈翁停顿,左手颤巍巍端起锡制茶杯,“现在会在哪儿?”

    侍从官喉结滚动。这是个送命题。他想起档案室里那些泛黄的照片:1981年6月28日,党总部爆炸案,七十三名高层化为血肉齑粉。时任总统的拉贾伊刚当选二十八天,尸骨无存。而当时只是中级军官的哈梅内伊,因会议迟到躲过一劫。三个月后,他坐在了最高领袖的席位上。

    “您会在经学院教书。”侯赛因谨慎地说,“培养更多的学者。”

    老人笑了,露出稀松的牙床:“谎言。我会在库姆的监狱里腐烂。或者……”他望向东方,那里曙光正撕裂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轮廓,“像巴列维那样,死在异国的病床上。”

    茶凉了。他放下杯子,颤抖的手在袍襟上留下深色水渍。这是今天第一次失态,不会是最后一次。

    卷二暗流

    同日正午,卡拉季市郊。

    废弃纺织厂的染色池早已干涸,池底结着彩虹色的化学结晶。五个男人围着汽油炉取暖,空气里有馕饼、羊肉和铁锈的味道。

    “卫星信号确认了。”说话的是个独眼老者,左眼窝嵌着玻璃珠,右眼却亮得骇人,“明天晨祷后,他会去烈士公墓献花。车队路线经过菲尔多西街三段——那里正在维修下水道。”

    “太明显了。”年轻的那个咬着一截电线,正在组装某种装置,“他们会提前清场。”

    “所以我们不清场。”独眼老者从怀里掏出一张泛蓝的图纸,“看,这个。”

    图纸上画着市政管网系统。一条红线从三公里外的净水厂延伸而出,穿过六个街区,最终终止于菲尔多西街地下十七米处的一条废弃输水管——1979年革命前,巴列维政府为贵族区修建的直饮水管,革命后封存至今。

    “直径八十厘米,足够一个人匍匐前进。”老者手指点在红线末端,“正上方,就是领袖车队必经的那个窨井盖。”

    沉默。只有汽油炉嘶嘶作响。

    “谁去?”年轻男人问。

    阴影里站起一个人。很高,很瘦,裹着灰色斗篷,像一具移动的衣架。他走到光下,掀开兜帽——脸被烧毁了,没有鼻子,嘴唇是两片扭曲的肉膜,只有眼睛完整,蓝得像波斯湾最深的海水。

    “我。”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带着气管被灼伤后特有的嘶鸣,“他认识我父亲,也认识我。我应该……亲自递上请帖。”

    老者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枚银质怀表,表盖内侧嵌着一张微型照片:1979年夏,兰都大学操场,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正对数千人演讲,身旁站着年轻的霍梅尼。照片里的年轻人眉目飞扬,尚未蓄须。

    “萨迪克,”老者合上表盖,“你父亲等这场审判,等了四十七年。”

    毁容的男人——萨迪克——接过怀表,贴在残缺的耳畔。表针走动的声音,像倒计时的心跳。

    卷三旧影

    1981年秋,兰都军事法庭。

    时年四十二岁的哈翁坐在审判席次座,主座是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特使。被告席上跪着十七个人,清一色前王朝军官,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政变”。

    第三个被传唤的,是空军上校礼萨·贾法里。一个英俊的男人,即使囚服褴褛,脊梁依然笔直。

    “你承认与美国人接触吗?”特使问。

    “我承认在1976年赴美受训。”礼萨的声音平静,“但我从未背叛祖国。相反,我在两伊战争期间击落过九架伊拉克战机,有战报为证。”

    旁听席一阵骚动。这是个英雄,战功赫赫。

    哈翁翻动卷宗,指尖停在一份证人证词上。他抬头:“证人穆赫辛指认,你在今年三月的一次聚会上,称革命卫队是‘穿黑袍的暴徒’。”

    礼萨脸色一白:“那是断章取义!我当时说的是——”

    “记录在案。”哈翁打断他,声音不高,却让法庭瞬间死寂。他看向特使,微微点头。

    特使会意,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礼萨猛地抬头,目光钉在哈翁脸上。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最后沉淀成一种深刻的讥讽。他没说话,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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