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深处是燃烧的火。他总那样,越是危急,越是平静。她记得第一次见他,是三年前的那个雨夜。组织安排他们假扮夫妻,她紧张得手心都是汗,他却从容地沏茶,说:“陈同志,今后请多指教。”

    然后就是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在同一屋檐下,睡在隔着一道布帘的两个房间。她听着他深夜在阁楼发报的敲击声,他吃着她做的每一顿饭。他们讨论情报,分析局势,也聊过家乡,聊过理想,但从未聊过彼此。

    直到昨晚,在雨夜的山洞里,她吻了他。

    那是个冲动的决定。腿部中弹的剧痛让她以为自己要死了,在意识模糊的边缘,她唯一的念头是:有些话再不说,就永远没机会说了。

    于是她说了,用一吻。

    现在想来,脸颊还有些发烫。但更多的是忧虑——如果她真的回不去了,那段话会不会成为他的负担?他是个背负太多的人,不该再有更多的牵挂。

    火车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陈明月睁开眼,看见窗外是连绵的山峦。已经离开高雄地界,进入山区了。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乘客们的脸在光线变幻中显得模糊不清。

    “查票了!查票了!”

    乘务员的声音从车厢那头传来,带着两个警察。乘客们纷纷拿出车票和证件。陈明月也从包袱里取出证件,放在小桌上。

    警察走到她面前,看了看证件,又盯着她的脸看。

    “沈陈氏?”

    “是。”

    “一个人去台北?”

    “是,家母身体不好。”

    “你先生呢?”

    “在高雄做生意,走不开。”

    警察翻了翻证件,还给她。但没走,而是继续问:“住在盐埕区哪条街?”

    “滨海二路十七号。”陈明月流畅地回答。

    “邻居姓什么?”

    陈明月心头一紧。这是个陷阱问题——滨海二路十七号是他们的安全屋,左邻右舍的情况她都背过,但警察突然这么问,是在试探她是否真的住在那里。

    “左边是开杂货铺的林家,右边是教书先生王老师家。”她不紧不慢地说,“对面是空房子,听说主人去香港了。”

    警察盯着她看了几秒,点点头,走向下一个乘客。

    陈明月暗暗松了口气,手心全是汗。刚才那几秒钟,她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但表情控制住了,语气也够自然。这些都是在无数个夜晚反复练习的结果——林默涵扮演各种角色盘问她,从警察到特务,从邻居到亲戚,直到她的回答天衣无缝。

    “真吓人。”旁边的妇人小声说,抱紧了孩子。

    “例行检查吧。”陈明月轻声说,望向窗外。

    火车穿过又一个隧道,黑暗吞没了一切。在绝对的黑暗中,她轻轻摸了摸发髻上的铜簪。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稍微安心了些。

    这枚簪子是丈夫送的。他是她的上线,也是她的爱人。三年前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中枪时还死死抱着发报机。她找到他时,他已经没了呼吸,但手指还按在发报键上,像要敲完最后一个电码。

    组织问她要不要撤离,她说不要。她接过丈夫的工作,接过这枚簪子,也接过了他未完成的使命。

    后来组织安排她和林默涵假扮夫妻。第一次见面,她看见林默涵的眼睛,就明白了——他和丈夫是同一类人。冷静,坚韧,把信仰藏在最深处,像火种藏在灰烬里。

    三年了。她看着他深夜不眠地分析情报,看着他面对特务盘问时滴水不漏的表演,也看过他独处时对着女儿照片发呆的样子。那些时候,她会想起丈夫。丈夫也是这样,永远把最柔软的部分藏起来,只露出最坚硬的壳。

    火车驶出隧道,阳光重新洒进来。陈明月眨了眨眼,适应光线。

    “太太,你哭了?”旁边的妇人小心翼翼地问。

    陈明月抬手摸了摸脸颊,是湿的。她笑了笑:“沙子进眼睛了。”

    妇人“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转头去哄醒来的孩子。

    陈明月望向窗外。山峦起伏,绿意葱茏,偶尔能看见山间的小村庄,炊烟袅袅。这片土地真美,她想。美得让人心碎。

    丈夫生前常说,等战争结束,要带她回老家看看。他说老家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春天开满映山红,秋天枫叶红得像火。他说要在山上盖间小屋,种点菜,养几只鸡,过最普通的日子。

    “那时候,”丈夫说,“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不用躲,不用藏,不用说谎。”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她问。

    “快了。”丈夫总是这么说,眼睛里有光。

    可是他没等到。很多人没等到。

    陈明月握紧了手。指甲嵌进掌心,疼痛让她清醒。她要等下去,要活着等到那一天。为了丈夫,为了林默涵,为了所有在黑暗里行走的人。

    火车又穿过一个隧道。这一次,在黑暗降临的瞬间,她做了一个决定:如果这次能活下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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