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昏黄的灯光下,这个男人的面容有些模糊,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坚定,像深夜里不曾熄灭的星。

    “你说,既然成了一家人,就要同舟共济。”她轻声重复。

    “现在起风了。”林默涵说,“但我们这条船,还没到沉的时候。”

    窗外忽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两人同时看向窗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贸易行门口,没有停留,但车速慢得可疑。车厢里没有开灯,只能隐约看见驾驶座上有个模糊的人影。

    轿车消失在街角后,整条街恢复了寂静,只有远处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撞击声隐约传来。

    “去睡吧。”林默涵说,“明天还有不少事要忙。”

    陈明月站着没动。她的目光落在书桌上那个瓷碗上,冰糖炖梨已经凉了,表面凝起一层薄薄的膜。忽然,她开口说:“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林默涵怔了怔。

    “如果她还活着,今年该五十二了。”陈明月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她是病死的,没钱治。父亲把她埋在后山,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我离开家那天,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回来给她立碑。”

    她顿了顿,转头看向林默涵:“你说,我们能看到那一天吗?”

    这个问题太沉重,重得让林默涵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同样没能等到胜利的女人,在日军轰炸南京时死在了防空洞里。临终前,她把最后半块饼塞进当时才十岁的林默涵手里,说:“涵儿,活下去。”

    活下去。多简单的三个字,多艰难的三个字。

    “能。”林默涵听见自己的声音,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但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的。到那时,你母亲的墓碑上会刻着‘革命烈士家属’,而不是荒坟一座。”

    陈明月笑了,眼角有细碎的泪光。她没有擦,任由那点湿润在灯光下闪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她转身走向门口,在踏出房门时又停住脚步,回头说:“汤要喝完,别浪费。”

    门轻轻合上。

    林默涵在书桌前坐下,重新摊开那张写了一半的密码纸。但这次,他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从抽屉最里层取出一个扁平的铁盒。打开盒盖,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咧着嘴笑,露出缺了两颗的门牙。

    晓棠。他的女儿。拍这张照片时,她刚满三岁,抱着她最喜欢的布兔子,在延安的窑洞前。那是1947年春天,槐花开得正盛,空气里都是甜香。妻子蹲在旁边,一手扶着孩子的肩,一手轻轻挥着,像是在对镜头说“别拍啦”。

    其实当时她是在对他说:“默涵,快点,面要凉了。”

    那碗长寿面,他最终没吃上。拍照到一半,通讯员匆匆跑来,说首长紧急会议。他放下相机就走,甚至没来得及抱抱女儿。等深夜回来时,妻女已经睡了,桌上那碗面坨成了一团,上面卧着的鸡蛋早已凉透。

    他小心地拨开照片背面,那里用极细的钢笔字写着一行小字:“ 晓棠三岁”。字迹娟秀,是妻子的笔迹。照片的边缘已经磨损起毛,这是这些年他看了太多次的结果。

    每次看这张照片,他都会想起离开大陆前那个晚上。组织派人来接他时,女儿已经睡熟了。他俯身想亲亲她的额头,妻子拉住他,摇了摇头,低声说:“别吵醒她,醒了会哭。”

    于是他就那么站在床边,看了足足五分钟。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女儿红扑扑的脸蛋上。她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小扇子,随着呼吸轻轻颤动。布兔子被她紧紧搂在怀里,一只耳朵已经开线了。

    “等她长大了,告诉她……”林默涵当时说。

    “告诉她,爸爸出远门了,去做很重要的事。”妻子接过话,声音很平静,但握着他的手在发抖,“我会说,等路都修好了,桥都架通了,爸爸就回来了。”

    那一刻,林默涵突然明白,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离别时连一句真话都不能说。

    他把照片小心地放回铁盒,盖上盖子。铁盒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清晰。

    窗外的雾更浓了,连码头上的灯火都完全看不见了。整个世界仿佛被裹进了一团湿冷的棉花里,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林默涵知道,就在这片浓雾之外,海还在那里,潮水还在涨落,对岸的土地上,天总会亮的。

    他重新拿起钢笔,在密码纸的空白处快速书写。那些看似杂乱的数字和符号,在他笔下排列成有序的队列,每一个都承载着千钧重量。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成了这个深夜里唯一的、固执的声响。

    写到某处时,他忽然停笔,侧耳倾听。

    楼下传来极轻微的脚步声——不是陈明月的,那脚步更轻、更稳,像是刻意控制着力道。一步,两步,停在了楼梯转角处。

    林默涵的手悄悄摸向抽屉。那里有一把勃朗宁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他的呼吸放得很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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