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碎金。那个位置在“永和豆浆”的屋檐下,现在空着,只有一滩水映着天光。林默涵撑着伞站在那儿,像是等车。

    豆浆店的老板娘探出头:“先生要坐车?阿土哥拉肚子,回家去啦,下午不来。”

    “阿土哥?”

    “就那个戴草帽的嘛,今天早上还在这儿。”老板娘用围裙擦手,“您要是急,我帮您叫街口的阿财?”

    “不用,我走走。”

    林默涵转身,目光扫过地面。那摊圆形的水渍已经快干了,边缘开始发白。他抬起脚,看似不经意地踩上去,鞋底在水渍中心碾了碾。有什么东西在下面——很薄,像纸片。

    他蹲下,这次是真的系鞋带。左手撑伞,右手迅速从鞋底抠下那东西。是半张香烟纸,被水泡得发软,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是用铅笔写的,很淡:“明日十时,爱河第三码头,蓝色渔船。勿带。”

    勿带什么?后面半张纸没有了。

    林默涵把纸片攥在手心,站起身。铅笔字在湿手上化开,字迹模糊成一片灰痕。他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馄饨摊,把纸片扔进滚开的汤锅。薄纸在沸水里翻了个身,迅速解体,变成几片灰絮,沉下去不见了。

    回到贸易行是下午四点。楼梯上到一半,他听见阁楼传来极轻微的“嗒、嗒”声——发报机。陈明月在收报。他停在楼梯转角,等那声音停下,又过了三分钟,才继续上楼。

    陈明月正从阁楼下来,手里端着针线筐。“旗袍取回来了,”她说,“王师傅手艺真好,针脚密得看不见。”

    “我看看。”

    她展开那件墨绿色旗袍。丝绸在午后的光里流淌着水样的光泽,领口的盘扣是珍珠白的,扣成玉兰花的形状。林默涵伸手抚摸布料,手指在右襟内侧停下——那里有一块比周围稍硬,是垫了衬布。衬布里应该藏着刚刚收到的电文。

    “试试?”陈明月问。

    “好。”

    他转身,让她帮忙脱下长衫。这个动作他们做过无数次,已经熟练得像真正的夫妻。陈明月的手指偶尔碰到他的后颈,温热的,带着常年做针线留下的薄茧。长衫挂上衣架时,她迅速从旗袍衬布里抽出一张字条,塞进他手心。

    字条上只有两个字:“取消”

    林默涵走到窗边,借着光看那张条。纸是最常见的宣纸,字是用钢笔写的,蓝黑墨水。笔迹急促,最后一个笔画甚至划破了纸。取消什么?取消明天的渔船接头,还是取消整个“台风计划”的情报传递?

    他把纸条凑到鼻尖。除了墨水味,还有极淡的烟草味——不是香烟,是烟斗丝,上等的土耳其烟草。魏正宏抽的就是这个牌子。

    心沉下去。如果这张条是从军情局流出来的,意味着“影子”的处境已经危险到只能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而“取消”两个字,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陷阱。

    “你怎么看?”他问陈明月,声音压得很低。

    她已经把旗袍挂好,正在整理针线筐。线轴是木制的,红色、白色、黑色,整齐地排列。“王师傅说,最近治安不好,晚上别穿太好的料子出门。”她拿起黑线轴,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尤其是墨绿色,在路灯下反光,老远就能看见。”

    林默涵明白了。墨绿色在夜晚太显眼——明天晚上的渔船接头,取消。

    “那改天吧。”他说,“等天气好些。”

    陈明月点点头,把针插回线轴。钢针在光里闪了一下,像某种微小的、锐利的信号。然后她端起针线筐下楼,脚步声消失在楼梯拐角。

    林默涵走到发条钟前。钟摆还在摆动,咔,嗒,咔,嗒,不疾不徐。他盯着钟盘,分针正指向“4”,时针在“4”和“5”之间。下午四点十七分。距离明天上午十点,还有十七小时四十三分钟。

    时间在走。而在这个被雨困住的下午,在发条钟规律如心跳的声响里,一场无人知晓的取消正在生效。渔船不会来,接头不会发生,情报会继续沉睡在某个角落,像那颗彩色弹珠里的密码,等待某个更安全的时机被唤醒。

    窗外的天空又阴下来。远处传来闷雷,像谁在云端推着重物。又要下雨了。

    林默涵从怀里掏出那颗玻璃弹珠,举到眼前。透过彩色的螺旋,世界被扭曲成万花筒里的图案:破碎的云,摇晃的屋檐,远处港口的起重机像玩具。在那些斑斓的色块里,他仿佛看见女儿的眼睛——晓棠也有一颗这样的弹珠,是去年生日时他托人从香港捎去的。妻子在信上说,女儿把弹珠对着太阳看,说看见了彩虹。

    “爸爸,”她对着弹珠说,“彩虹那边是什么呀?”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在他知道了——彩虹那边,是另一场雨,另一座城市,另一只需要穿越风暴的海燕。

    他把弹珠收回暗袋。发条钟的“咔嗒”声填满了房间,填满了这个潮湿的、沉默的、危机四伏的下午。而在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里,时间都在流逝,像沙漏里的沙,像雨水汇入大海,像所有不可逆转的、奔向终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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