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23章 陈明月的梅花(1/5)
不是那种鲜活的、春日新叶的绿，而是陈年铜锈混着青苔的绿，刷了不知多少层漆，厚得像痂，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死气。墙角有裂缝，从天花板斜劈下来，裂缝里长着黑霉，像一条蜈蚣爬在那儿，一动不动。
陈明月就盯着那条裂缝看。
从被抬进这间屋子起，她就一直盯着。医生给她缝针，针尖刺穿皮肉，缝合线在皮下来回拉扯，她没吭声。护士用酒精棉擦洗她额头周围干涸的血迹，酒精渗进伤口，嘶嘶的疼，她也没动。只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裂缝，好像那里藏着什么秘密，或者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三天撞两次墙，”医生缝完最后一针，剪断缝合线，声音里带着职业性的疲惫，“你真当自己铁打的？”
陈明月没回答。她的视线顺着裂缝往上，看到天花板角落的蛛网。蜘蛛死了，只剩下空荡荡的网，在通风口吹进来的微风里轻轻颤动。
“胎儿暂时没事，”医生又说，这回语气软了些，“但你这样折腾，迟早要出问题。才两个月，最不稳定的时候。”
听到“胎儿”两个字，陈明月的眼珠终于动了动。她的目光从天花板移下来，落在自己放在小腹的手上。那双手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指甲翻裂，指节肿胀，皮肤上布满暗紫色的淤血。可当她把手掌贴在肚子上时，动作是轻的，轻得像怕碰碎一场梦。
“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她突然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医生正收拾器械，闻言愣了一下：“现在还看不出来。得等四五个月。”
“哦。”陈明月应了一声，又去看那条裂缝。这次她看得更认真，好像要从那些斑驳的纹路里看出什么图案来。
医生站了一会儿，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摇摇头走了。铁门关上，锁舌咔哒一声咬合，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这声音陈明月很熟悉，过去三天听了无数遍——开锁，进门，上刑，拖出去，再锁上。每个声音都像齿轮，咬合着构成这座监狱的运转。
但医务室不一样。这里没有刑具，没有冷水桶，没有电椅。只有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个药品柜，还有墙上那个小小的、装着铁栏杆的窗户。窗户很高，要踮脚才能看到外面。陈明月被铐在床栏上，够不着。
她试了试，铁链哗啦响，手腕被磨得生疼。于是她放弃，重新躺回去，盯着天花板的裂缝。
阳光从高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块长方形的亮斑。光里有灰尘飞舞，细小的金色颗粒，成千上万，旋转，上升，又沉落。陈明月看着那些灰尘，想起小时候在台南乡下，夏天的午后，阳光穿过老屋的木窗格，照在榻榻米上，光里也有这样的灰尘。母亲在灶间煮饭，柴火噼啪响，米饭的香气飘过来。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落的声音很稳，咚，咚，像心跳。
那时候她几岁？八岁？还是九岁？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饭特别香，因为父亲劈完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两块麦芽糖。糖化了，黏在纸上，她和弟弟一人一块，舔得手指都黏糊糊的。
弟弟。
陈明月闭上眼睛。弟弟如果还活着，今年也二十了。可弟弟死的时候才十三岁，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弟弟是去街上买铅笔，被流弹打中的。子弹从后背进，前胸出，留下一个碗口大的洞。她抱着弟弟回家，血浸透了她的衣服，黏黏的，热热的，到家时已经凉了，结了痂，像一层红色的壳裹在身上。
母亲看到弟弟的尸体，没哭，也没叫，只是慢慢坐下来，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的眼睛就坏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邻居说是哭坏了眼，可陈明月知道，母亲根本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流。有时候，不流泪的悲伤，比嚎啕大哭更伤身。
从那天起，陈明月就恨。恨那些开枪的人，恨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恨所有让一个孩子上街买铅笔却回不了家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要恨的不是某个人，是某种制度，是让子弹可以随便射向孩子的制度。
再后来，她遇到了林默涵。
不，不是林默涵，是“沈墨”。那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永远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的男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高雄港的仓库，他检查一批刚从香港运来的布料，手指捻着布料的边缘，对着光看纹理。苏曼卿介绍她：“这是沈先生，做布料生意的。这是陈小姐，在纺织厂做工，对布料很懂。”
她伸出手，他轻轻一握就松开。他的手很凉，像玉，可握力很稳。他看着她，眼神透过镜片，温和，但深不见底。他说：“听说陈小姐能分辨出三十种棉布的支数？”
她点头。其实她能分辨五十种，但没说。
“那正好，”他从样品里抽出一匹布，“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少支？”
她接过来，对着光看，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四十二支，埃及长绒棉，但掺了百分之十的短绒，应该是从印度转口的。”
他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笑，是真的、眼睛里也带着笑意的笑：“陈小姐好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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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月就盯着那条裂缝看。
从被抬进这间屋子起，她就一直盯着。医生给她缝针，针尖刺穿皮肉，缝合线在皮下来回拉扯，她没吭声。护士用酒精棉擦洗她额头周围干涸的血迹，酒精渗进伤口，嘶嘶的疼，她也没动。只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裂缝，好像那里藏着什么秘密，或者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三天撞两次墙，”医生缝完最后一针，剪断缝合线，声音里带着职业性的疲惫，“你真当自己铁打的？”
陈明月没回答。她的视线顺着裂缝往上，看到天花板角落的蛛网。蜘蛛死了，只剩下空荡荡的网，在通风口吹进来的微风里轻轻颤动。
“胎儿暂时没事，”医生又说，这回语气软了些，“但你这样折腾，迟早要出问题。才两个月，最不稳定的时候。”
听到“胎儿”两个字，陈明月的眼珠终于动了动。她的目光从天花板移下来，落在自己放在小腹的手上。那双手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指甲翻裂，指节肿胀，皮肤上布满暗紫色的淤血。可当她把手掌贴在肚子上时，动作是轻的，轻得像怕碰碎一场梦。
“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她突然问，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医生正收拾器械，闻言愣了一下：“现在还看不出来。得等四五个月。”
“哦。”陈明月应了一声，又去看那条裂缝。这次她看得更认真，好像要从那些斑驳的纹路里看出什么图案来。
医生站了一会儿，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摇摇头走了。铁门关上，锁舌咔哒一声咬合，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这声音陈明月很熟悉，过去三天听了无数遍——开锁，进门，上刑，拖出去，再锁上。每个声音都像齿轮，咬合着构成这座监狱的运转。
但医务室不一样。这里没有刑具，没有冷水桶，没有电椅。只有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个药品柜，还有墙上那个小小的、装着铁栏杆的窗户。窗户很高，要踮脚才能看到外面。陈明月被铐在床栏上，够不着。
她试了试，铁链哗啦响，手腕被磨得生疼。于是她放弃，重新躺回去，盯着天花板的裂缝。
阳光从高窗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块长方形的亮斑。光里有灰尘飞舞，细小的金色颗粒，成千上万，旋转，上升，又沉落。陈明月看着那些灰尘，想起小时候在台南乡下，夏天的午后，阳光穿过老屋的木窗格，照在榻榻米上，光里也有这样的灰尘。母亲在灶间煮饭，柴火噼啪响，米饭的香气飘过来。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落的声音很稳，咚，咚，像心跳。
那时候她几岁？八岁？还是九岁？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饭特别香，因为父亲劈完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两块麦芽糖。糖化了，黏在纸上，她和弟弟一人一块，舔得手指都黏糊糊的。
弟弟。
陈明月闭上眼睛。弟弟如果还活着，今年也二十了。可弟弟死的时候才十三岁，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弟弟是去街上买铅笔，被流弹打中的。子弹从后背进，前胸出，留下一个碗口大的洞。她抱着弟弟回家，血浸透了她的衣服，黏黏的，热热的，到家时已经凉了，结了痂，像一层红色的壳裹在身上。
母亲看到弟弟的尸体，没哭，也没叫，只是慢慢坐下来，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的眼睛就坏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邻居说是哭坏了眼，可陈明月知道，母亲根本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流。有时候，不流泪的悲伤，比嚎啕大哭更伤身。
从那天起，陈明月就恨。恨那些开枪的人，恨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恨所有让一个孩子上街买铅笔却回不了家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要恨的不是某个人，是某种制度，是让子弹可以随便射向孩子的制度。
再后来，她遇到了林默涵。
不，不是林默涵，是“沈墨”。那个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永远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的男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高雄港的仓库，他检查一批刚从香港运来的布料，手指捻着布料的边缘，对着光看纹理。苏曼卿介绍她：“这是沈先生，做布料生意的。这是陈小姐，在纺织厂做工，对布料很懂。”
她伸出手，他轻轻一握就松开。他的手很凉，像玉，可握力很稳。他看着她，眼神透过镜片，温和，但深不见底。他说：“听说陈小姐能分辨出三十种棉布的支数？”
她点头。其实她能分辨五十种，但没说。
“那正好，”他从样品里抽出一匹布，“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少支？”
她接过来，对着光看，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四十二支，埃及长绒棉，但掺了百分之十的短绒，应该是从印度转口的。”
他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笑，是真的、眼睛里也带着笑意的笑：“陈小姐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