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6日，上午燕京功德林。夏日的阳光透过槐树叶洒在功德林院子里，斑斑驳驳。李宇轩正在菜地旁看杜与明和王耀五侍弄西红柿——这是他们种的第三茬了，前两茬都被虫吃了。
“主任您看，这西红柿终于红了。”杜与明摘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果子，颇有成就感。
李宇轩点点头：“种菜比带兵难吧？”
“难多了！”王耀五擦着汗，“带兵你下命令就行，种菜你得懂节气、懂土壤、懂除虫。这几个月学下来，我都快成老农了。”
正说着，刘广志匆匆从办公室跑出来，脸色有些紧张：“景公，景公！有首长来了！”
“谁来了这么紧张？”李宇轩问。
“周……周先生！”
院子里面顿时安静下来。杜与明手里的西红柿差点掉地上，王耀五站直了身体，远处扫地的黄伟也停下动作。
几秒钟后，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功德林大门。车停稳，司机开门，周先生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看见李宇轩，他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
“景行，我来晚了。”周先生伸出手。
李宇轩握住他的手，感觉到那双手坚定而温暖：“想与兄，你这是……”
“早就该来看您了。”周先生松开手，环视院子，“这里条件还好吗？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都好，刘所长照顾得很周到。”
“那就好。”周先生转头对刘广志说，“我和李主任单独聊聊，不用准备什么，就两杯茶。”
“是，周先生！”
两人一起走进房间。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书桌上摊着几本书：《战争论》《大地》，还有一本《共和宣言》——这是功德林发的学习材料。
周先生在椅子上坐下，仔细看了看房间：“比我想象的好。窗明几净，还有书架。景行最近在读什么？”
“随便看看。”李宇轩给他倒茶，“翔与兄，现在应该叫你周先生了，日理万机，何必专门跑这一趟。”
“再忙也得来。”周先生接过茶杯，认真地说，“您当年在黄埔，您教军事，我教政治，那是并肩作战的同事。”
李宇轩心里一暖，但面上平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你是华夏的周先生，我是战犯，身份不同了。”
“身份会变，情分不变。”先生喝了口茶，“而且您不是普通战犯。抗战时期，第三战区和新四军有合作，您还暗中释放过我们被捕的同志。这些，我们都记着。”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窗外传来知了的叫声，尖锐而绵长。
“想与兄，”李宇轩终于开口，“你今天来，不只是叙旧吧？”
周先生笑了：“景行还是这么敏锐。确实，一是来看您，二是想听听您对时局的看法。华夏要成立了，百废待兴。您是军事专家，带兵几十年，又留学过日本德国，见多识广。想听听您的建议。”
“我一个战犯，能有什么建议？”
“战犯是暂时的。”周先生放下茶杯，“华夏需要各方面人才。像您这样懂军事、懂外交、有国际视野的人，将来会有用武之地。”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意思明确：好好改造，将来还有机会出来工作。
李宇轩沉默了一会儿：“现在的华夏……会走什么路？”
“社会主义道路。”周先生回答得坚定，“但不会是苏联的翻版。人明说，要建设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怎么走，还在探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国家强大起来。”
“那国民党那边……”
“问题，最终一定要解决。”周先生说，“但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要看时机。现在首要任务是建设大陆，恢复经济，改善民生。”
李宇轩点点头。他想起少东家在台湾的困局，想起儿子李念安在南洋的开拓，又想起自己这进退两难的人生。
“景行，”周先生语气变得诚恳，“我知道您心里有顾虑。但请相信，共和说话算话。燕京和平解放，傅作一将军现在怎么样？长沙起义，程倩、陈明人将军现在怎么样？都是座上宾，都有职务。只要真心为国家、为人民，我们不会亏待。”
“我明白。”李宇轩说，“只是我这一把年纪了……”
“年纪不是问题。”先生笑了，“您今年五十九，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古代姜子牙八十岁才出山呢。”
两人都笑了。气氛轻松了许多。
聊了一个多小时，周先生看了看表：“景行，我得走了。下午还有个会，讨论国旗国歌的方案。”
“国旗国歌？”李宇轩问。
“对。”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稿子，“这是征集到的设计稿，三千多份。有五星红旗，有黄河旗，有镰刀斧头加五角星……各有利弊，得仔细斟酌。”
李宇轩翻看着设计图，最后停在五星红旗的图案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主任您看，这西红柿终于红了。”杜与明摘下一个拳头大小的果子，颇有成就感。
李宇轩点点头：“种菜比带兵难吧？”
“难多了！”王耀五擦着汗，“带兵你下命令就行，种菜你得懂节气、懂土壤、懂除虫。这几个月学下来，我都快成老农了。”
正说着，刘广志匆匆从办公室跑出来，脸色有些紧张：“景公，景公！有首长来了！”
“谁来了这么紧张？”李宇轩问。
“周……周先生！”
院子里面顿时安静下来。杜与明手里的西红柿差点掉地上，王耀五站直了身体，远处扫地的黄伟也停下动作。
几秒钟后，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功德林大门。车停稳，司机开门，周先生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浅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看见李宇轩，他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
“景行，我来晚了。”周先生伸出手。
李宇轩握住他的手，感觉到那双手坚定而温暖：“想与兄，你这是……”
“早就该来看您了。”周先生松开手，环视院子，“这里条件还好吗？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都好，刘所长照顾得很周到。”
“那就好。”周先生转头对刘广志说，“我和李主任单独聊聊，不用准备什么，就两杯茶。”
“是，周先生！”
两人一起走进房间。房间收拾得很整洁，书桌上摊着几本书：《战争论》《大地》，还有一本《共和宣言》——这是功德林发的学习材料。
周先生在椅子上坐下，仔细看了看房间：“比我想象的好。窗明几净，还有书架。景行最近在读什么？”
“随便看看。”李宇轩给他倒茶，“翔与兄，现在应该叫你周先生了，日理万机，何必专门跑这一趟。”
“再忙也得来。”周先生接过茶杯，认真地说，“您当年在黄埔，您教军事，我教政治，那是并肩作战的同事。”
李宇轩心里一暖，但面上平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你是华夏的周先生，我是战犯，身份不同了。”
“身份会变，情分不变。”先生喝了口茶，“而且您不是普通战犯。抗战时期，第三战区和新四军有合作，您还暗中释放过我们被捕的同志。这些，我们都记着。”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窗外传来知了的叫声，尖锐而绵长。
“想与兄，”李宇轩终于开口，“你今天来，不只是叙旧吧？”
周先生笑了：“景行还是这么敏锐。确实，一是来看您，二是想听听您对时局的看法。华夏要成立了，百废待兴。您是军事专家，带兵几十年，又留学过日本德国，见多识广。想听听您的建议。”
“我一个战犯，能有什么建议？”
“战犯是暂时的。”周先生放下茶杯，“华夏需要各方面人才。像您这样懂军事、懂外交、有国际视野的人，将来会有用武之地。”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意思明确：好好改造，将来还有机会出来工作。
李宇轩沉默了一会儿：“现在的华夏……会走什么路？”
“社会主义道路。”周先生回答得坚定，“但不会是苏联的翻版。人明说，要建设有华夏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怎么走，还在探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国家强大起来。”
“那国民党那边……”
“问题，最终一定要解决。”周先生说，“但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要看时机。现在首要任务是建设大陆，恢复经济，改善民生。”
李宇轩点点头。他想起少东家在台湾的困局，想起儿子李念安在南洋的开拓，又想起自己这进退两难的人生。
“景行，”周先生语气变得诚恳，“我知道您心里有顾虑。但请相信，共和说话算话。燕京和平解放，傅作一将军现在怎么样？长沙起义，程倩、陈明人将军现在怎么样？都是座上宾，都有职务。只要真心为国家、为人民，我们不会亏待。”
“我明白。”李宇轩说，“只是我这一把年纪了……”
“年纪不是问题。”先生笑了，“您今年五十九，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古代姜子牙八十岁才出山呢。”
两人都笑了。气氛轻松了许多。
聊了一个多小时，周先生看了看表：“景行，我得走了。下午还有个会，讨论国旗国歌的方案。”
“国旗国歌？”李宇轩问。
“对。”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稿子，“这是征集到的设计稿，三千多份。有五星红旗，有黄河旗，有镰刀斧头加五角星……各有利弊，得仔细斟酌。”
李宇轩翻看着设计图，最后停在五星红旗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