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在石阶上,一声,又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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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封信的内容?”包拯问。

    红姨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复杂的意味——同情?嘲讽?亦或是某种更深的共鸣。

    “我没看。这是镖局的规矩。”她顿了顿,“但我记得送信的地址。雁门关驻军,副指挥使,杨业。”

    一个早已战死沙场的名字。

    “杨业将军在天禧元年就阵亡了。”雨墨轻声说,“甜水巷的案子在天禧二年。”

    “所以封封信永远不会有回音。”红姨站起身,走到窗边,“包大人,有些网织得太久,已经成了这江山的一部分。你要撕破它,就要准备好……撕破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

    “比如你珍视的‘程序’。”红姨转身,目光如刀,“江湖有江湖的解法。更快,更直接,也更脏。你要不要试试?”

    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直白地向包拯提供“法外之路”。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雨墨几乎以为他不会回答。

    “代价呢?”他最终问出同样的问题。

    红姨的笑容真实了几分:“代价是,你欠我一个人情。将来某天,我会来取。”

    哑书生的住处藏在汴京最复杂的巷弄深处,需要穿过三个看似死胡同的拐角,推开一扇伪装成砖墙的木门。这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毛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像春蚕啃食桑叶。

    雨墨敲门时,那声音停顿了一瞬,然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迟疑的,拖沓的。

    门开了一条缝。哑书生站在阴影里,低着头,青布长衫宽大得像是挂在他身上。他看见雨墨时,肩膀几不可察地绷紧了,然后才看到后面的包拯和公孙策。

    他让开身,动作僵硬如提线木偶。

    屋里堆满了纸。成沓的宣纸、公文纸、信笺,有的空白,有的写满字。空气里有墨和霉混合的气味。靠窗的书桌上,摊着一封未完成的信,笔迹工整得如同雕版印刷——那是王文昌的笔迹,他们在老烟枪给的账簿里见过。

    “我们需要你仿写几封信。”公孙策直入主题,从袖中取出样本,“以王文昌的口吻,写给他的几位‘故交’。”

    哑书生接过样本,手指在纸张边缘摩挲。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走到书桌边,点燃另一盏灯,将样本仔细看了半刻钟。

    “可以。”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哑,像是很久没用过,“但需要原稿的更多样本。笔迹会变,不同时期、不同心境……字是不一样的。”

    他从一堆废纸里翻找出几页,指着上面的字:“这是天禧元年的王体,锋芒外露。这是天禧三年的,笔力内收,有迟疑的顿挫。要骗过收信人,必须选对时期。”

    雨墨惊讶地看着他。她从未想过仿写还有这样的学问。

    “你如何知道这些变化?”她问。

    哑书生依然低着头,但耳根微微发红。“看多了,就看得出来。”他轻声说,“人在害怕时,竖笔会发抖。在说谎时,转折会生硬。在……愧疚时,收笔会无力。”

    他开始磨墨,动作缓慢而专注,像在进行某种仪式。水与墨交融,浓淡恰到好处。他选了笔,在废纸上试了几个字,调整力度,直到与样本几乎无异。

    “要写什么内容?”他问。

    公孙策口述,哑书生书写。笔尖流淌出的字迹完美复刻了王文昌晚期的风格——那种内敛的、带着疲惫的工整。但在写到某个名字时,哑书生的笔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这里。”公孙策敏锐地指出,“应该更流畅。王文昌写这个名字时不会有犹豫。”

    哑书生点头,重写。这次完美了。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废纸堆的角落里,一张被揉皱的纸团上,写满了同一个名字——不是案件相关的名字,而是“雨墨”。有些写得工整,有些写得狂乱,最后一个字墨迹晕开,像是被水滴砸中过。

    工作持续到深夜。哑书生完成了三封信,每一封都需要反复调整,直到公孙策点头。他的额头渗出细汗,握笔的手指开始颤抖——不是累,而是某种压抑的兴奋。当他的作品被认可时,他眼中会闪过短暂的光。

    终于结束。包拯付了酬金,额外多给了一些。

    哑书生接过钱袋,手指碰到包拯的手掌时迅速缩回,像是被烫到。他始终没有看雨墨,但从她进门到离开,他的注意力从未真正离开过她。那是一种无声的、笨拙的专注,藏在低垂的眼睑和僵硬的姿势后面。

    “雨墨姑娘。”就在他们转身要走时,哑书生忽然开口。

    雨墨回头。

    他张了张嘴,喉结滚动,像是积蓄了巨大的勇气,但最终只挤出一句:“……路上小心。”

    然后门关上了。轻轻的,但决绝地。

    回程的马车上,雨墨忽然说:“他不对劲。”

    “什么?”公孙策正在检查信件。

    “他写第二个名字时,第一次的顿笔不是失误。”雨墨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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