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泪痕未干,但眼神亮得灼人。她在等,等他的裁决,等他的选择。

    包拯看着她,看着这张融合了故人影子与崭新锋芒的脸,看着这个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八年、终于走到他面前的女子。

    然后他说:

    “本官公务在身,不便久留。林姑娘,请回吧。”

    他走了。这一次,没有再停留。

    回到那间不在名录上的书房时,天已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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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屏退所有人,包括执意要守在门外的展昭。门关上,落闩,他终于可以卸下所有伪装,让颤抖的左臂彻底失去控制,让身体顺着门板滑坐在地。

    乌木杖掉在地上,发出空洞的响声。

    疼痛从额前扩散到整个头颅,像有无数根针在颅内搅动。他闭上眼,深呼吸,一次,两次,十次……直到心跳勉强平复,直到震颤减弱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他撑着站起身,踉跄走到书桌前。

    桌上还摊着未看完的卷宗,雨墨的密报,哑书生仿写的信件副本。他看也没看,一把扫到地上。纸张纷飞,像一场仓促的雪。

    然后他坐下,取过茶壶,倒了一杯冷茶。茶水已凉,色泽浑浊,但他不在乎。他伸出右手食指——那只还能稳定控制的手指——蘸进茶水里。

    他在桌面上写字。

    第一个字:慎。

    水痕在紫檀木桌面上迅速扩散,笔画模糊。他重新蘸水,再写。

    慎。

    一次又一次。同一个字,反反复复,写满了整张桌面。水迹叠着水迹,笔画压着笔画,到最后已经看不出字形,只有一片湿漉漉的、混乱的印记。

    但他还在写。

    因为每写一次,林曦的脸就在他眼前清晰一分。她的眼睛,她的泪,她说“等了八年”时的语气,她说“雁门关”时那个孤注一掷的颤抖。

    因为每写一次,父亲临死前的样子就浮现一次。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那句没说完的“吾儿,有些真相……”,还有那只紧紧抓着他手腕、直到尸体冰凉才松开的手。

    因为每写一次,他就必须面对那个最残忍的问题:

    接,还是不接?

    接,意味着把林曦拖进这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她才二十四岁,已经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八年青春。她应该有一个普通女子该有的人生——嫁人,生子,在阳光下老去,而不是和他一样,在黑暗里挖坟,挖到最后很可能把自己也埋进去。

    不接,意味着背叛。背叛故人临终的托付,背叛父亲未尽的遗志,背叛自己六年前在刺客剑下活下来时,对自己发过的那个毒誓——我要看见所有黑暗的尽头,哪怕尽头是地狱。

    茶水写出的“慎”字开始干涸,边缘翘起,像一道道细小的伤口。

    包拯停下手指。他看着满桌狼藉的水痕,看着水中倒映出的、自己额前那道红得发亮的疤痕。

    然后他笑了。无声的,疲惫的,但异常清醒的笑。

    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对吗?

    从林文渊死在狱中那天起,从父亲“急症暴毙”那天起,从六年前那一剑刺穿他左臂那天起……这条路就已经铺好了。他只是在走,一步一步,走向某个早已注定的结局。

    区别只在于,现在这条路上,多了一个同行者。

    一个他必须保护,又必须利用;必须推开,又必须拉近的同行者。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黄昏最后的光线正在消失,夜色从东方漫上来,像墨水渗进宣纸,一层一层,染黑整个世界。

    远处传来打更声。梆,梆,梆——三更了。

    包拯站在黑暗里,左臂的震颤终于完全平息。不是因为不痛了,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痛,所有的犹豫,所有的软弱,都锁进了身体最深处,锁进那道月牙形的疤痕里。

    他转身,点亮灯烛。

    然后他坐到书桌前——不是刚才那张写满“慎”字的桌子,而是另一张靠墙的小案。案上干干净净,只有纸、笔、墨、砚。

    他铺开纸,磨墨,选了一支最细的狼毫。

    左手依然颤抖,但当他用右手握住左手手腕时,两只手合在一起,奇迹般地稳住了。笔尖蘸墨,落在纸上,字迹工整如雕版:

    “臣包拯谨奏:据查,天圣九年军械舞弊一案,疑点颇多,相关人证物证或有疏漏。臣请旨重查,以正视听,以安忠良。”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

    重查军械案,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目标,是林曦提到的“雁门关”,是红姨送过的那封信,是老烟枪暗示过的“网”,是那些“病逝”和“暴毙”背后连成线的黑暗。

    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让官家点头、能让朝堂闭嘴、能让藏在暗处的人暂时按兵不动的理由。

    林曦就是那个理由。

    一个为父申冤的孝女,一个苦等八年的孤女,一个值得同情的弱女子——这样的形象,比任何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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