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然“役丁死者什四五”,“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繁华帝国,瞬间崩塌。

    汉武帝北逐匈奴,封狼居胥,奠定汉魂,然数十年征战,“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轮台下诏,已有悔意。

    王莽代汉,欲复周礼,行王田,废奴制,其初衷或亦有可取处,然泥古不化,朝令夕改,终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绿林赤眉,天下大乱。

    更遑论王安石变法之党争误国,朱元璋反腐之滥杀无辜,乃至近代洪杨之事……

    “理想之恶的逻辑,细究都一样:发动者参与者以为目标是正义的,手段极端也自认为正常;以为理想是神圣的,就把所有异见当做邪恶处理;以为未来是光明的,把当下的牺牲当成必然的成本。

    他们内心不会认为自己在作恶,反而觉得自己有殉道的情怀。

    不像坏人作恶,会心虚;理想主义者作恶,做得理直气壮。

    它不是恶人的狂欢,而是善人的迷途。

    因动机纯粹,所以更无顾忌;因信念炽热,事实上更具毁灭性。”

    那么,秩序呢?

    那些试图建立秩序、避免混乱的暴力垄断,其本身是否也可能成为一种“必要的恶”,或者滑向另一种形态的“理想之恶”?

    郝楠仁记忆中的另一段思考浮现出来。

    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真的是在自由的状态下自然生长出来的吗?

    不,或许恰恰相反。

    “市场的根基,是信用。而信用的源头,是对暴力的垄断。”

    在真正的无主之地,陌生人间首先发生的往往不是交易,而是戒备与劫掠。

    政府,本质上是一家提供“暴力垄断”服务的超级公司,其核心产品是“秩序”。

    有了这个产品,产权、契约、长期的商业活动才成为可能。

    从“个体户”式的流寇,到“坐商”式的山寨,再到垄断一片疆域的王朝,本质是暴力组织的规模化与效率竞争。

    汉承秦制,唐袭隋规,无非是更有效率的“秩序公司”兼并了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旧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的经营者——皇帝与官僚体系——也会蜕变。

    开国者知疾苦,重实务。

    而后代长于深宫,读的是仁义道德,将复杂的国家治理简化为空洞的理想口号,成本失控,效率崩盘,最终被新的、更高效的“暴力公司”取代。

    这无关道德,更像一种冷酷的“商业模式”竞争。

    “所以,无论是激进的、试图一蹴而就构建人间天国的‘理想’,还是提供基本秩序、但可能僵化**的‘暴力垄断’,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林怀安心中默想,“前者可能因绝对正确而走向绝对残酷,后者可能因垄断权力而窒息活力、最终崩溃。

    ‘历史对这两种方式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

    ’关键或许在于‘度’,在于‘时’,在于能否在理想与现实、秩序与自由、变革与稳定之间,找到那个动态的、脆弱的平衡点。

    ‘国家的方向,从来没有指南针,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带领国家前进。’

    这种摸索,注定是曲折的,有时甚至是代价惨重的。”

    陈先生的话语将他拉回现实:

    “……是故,吾辈读书明理,当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要义。

    不可偏执一隅,以无为为借口而苟且因循,亦不可以有为为名而轻率躁进。

    当如《易经》所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更要懂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新’,不是全盘推倒重来,而是在传承中损益;这‘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如今世道纷纭,报纸上今日保守,明日激进,后日温和,众说纷纭,令人目眩。

    尔等年轻,易为激烈之言所惑,需知‘事缓则圆,欲速不达’,‘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稍差,则滋味全非矣。”

    下课铃响了。

    同学们陆续起身,收拾书本。

    马文冲走到林怀安身边,见他若有所思,便问道:“怀安兄,陈先生今日所讲,发人深省。

    无为有为之辩,确为治国关键。

    你似有所感?”

    林怀安从沉重的思绪中挣脱出来,勉强笑了笑:“只是觉得,知易行难。

    审时度势四字,重若千钧。

    有时看似崇高的理想,若用之不当,其害或许更烈。”

    马文冲点点头,若有所思:

    “诚哉斯言。

    ‘极高明而道中庸’,先贤之语,诚不我欺。

    过犹不及,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然中庸非庸碌,乃‘时中’,乃‘权变’,诚大智慧也。”

    两人并肩走出教室。

    秋日的阳光透过廊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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