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山的峰峦之间,人间烟火日渐浓郁。

    典韦在校场上舞动双戟,将一众新来的将领收拾得服服帖帖——

    李大目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非要凑上去跟典韦较劲。

    他那双铜铃似的大眼睛瞪得溜圆,梗着脖子喊:你一个头两只手,俺也一个头两只手,俺不信你这小短戟能有多大劲儿!

    话音刚落,就被典韦一戟挑飞了手中的铁锤。

    那铁锤地一声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吓得他眼睛瞪得更大,嘴巴张得大大的,踉跄着退了十几步才站稳。

    从此,这傻大个见了典韦,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就立刻耷拉下来,头埋得快到胸口,活像个做错事的大孩子。

    郭大贤桀骜不驯、不服管教,被典韦按在泥地里一顿痛揍,从此再也不敢耍横逞凶。

    想在这儿立足,就得守这里的规矩!

    山下的校场里,苏义和孙轻正带着新兵操练。

    他们穿着统一的粗布短褂,手里握着削尖的木棍,喊着“为民作战”的口号,步子踏得震天响。

    苏义站在高台上,每日都要讲半个时辰的规矩:“咱们不是匪,是保百姓的兵!

    谁家没爹娘妻儿?

    抢百姓的东西,跟抢自家爹娘有啥区别?”

    刘菊管着分粮,哪家缺粮、哪家有病人,她都门儿清。

    张远却把自己藏进了红岩岭的山洞里。

    洞壁上挂着油灯,地上铺着干草,十几个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少年、青年围坐成圈,手里捧着用树皮做的“课本”,听得聚精会神。

    “啥叫‘人民’?”张远蹲在中间,手里拿着根木炭,在石壁上画着,“就是咱身边的百姓,是种地的、打铁的、纺线的,是每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

    这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是百姓的。”

    一个的少年皱着眉:“先生,我听过一句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这样的吗?”

    “那是骗傻子的。”

    张远笑了笑,用木炭在石壁上敲了敲,“皇帝不种地,不织布,凭啥吃最好的、穿最好的?

    就因为他爹是皇帝?这道理讲得通吗?”

    少年们愣了愣,随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他们大多是流民的孩子,见过官府的欺压,受过地主的盘剥,张远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心里。

    “那为啥他们能欺负咱?”一个瘦高个的青年问。

    “因为他们手里有地,有粮,有刀。”

    张远的声音沉了下来,“这就叫‘阶级’。咱们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有‘斗争’。想不被欺负,就得自己拿起刀,护住自己的地和粮。”

    每日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从“谁创造了粮食”讲到“为啥会有饥荒”,从“官府的税都去哪了”讲到“该怎么过日子”。

    张远尽量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把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揉碎了讲——没有空洞的口号,全是从他们亲历的苦难里刨出来的道理。

    这些少年、青年成了红岩岭最特别的存在。

    他们白天跟着张远念书,晚上就帮着分粮、登记,把学到的道理往实处用。

    有个叫狗子的少年,以前见了官就发抖,现在却敢站在流民堆里,大声讲“为啥要互助生产”,眼里的光比油灯还亮。

    山外的日子却越来越难。

    开春的暖意挡不住饥荒,大批难民往井陉县涌,县衙的官老爷们见势不妙,拖家带口地跑了,连印信都扔在了堂上。

    大户们也跟着逃,临走前还想把粮食运走,被封龙军拦下,张远让人打开粮仓,全分给了百姓。

    “先生,县城没人管了!”周仓跑回山报信,“要不咱们直接占了?”

    张远摇摇头:“不急。”

    他带着红岩岭的学生们下了山,挨村挨户地走。

    把无主的田地按人口分给百姓,三家五户编一个互助组,谁家缺牛就合着用,谁家缺种子就互相匀。

    整顿好一个里,就从学生里挑一个当里长,牌楼上刷着“天下为公”“为民服务”的标语,红漆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在几个根基深的乡里,张远试着搞了“农业合作社”——十几户百姓把土地凑到一起,统一耕种、统一分配。

    更让人振奋的是,老矿工们在井陉县西边的绵蔓河畔,找到了铁矿和煤矿。

    张远立刻组织流民去开采,没有工具就用石头砸、用火烧,挖出的矿石拉到临时搭的铁匠铺,叮叮当当敲打成农具和武器。

    烟火缭绕的矿场和铁匠铺,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有生气的地方。

    就在这忙碌里,谣言像野草似的长了出来。

    “听说了吗?封龙山的张远要称王了!”

    “可不是嘛,有人看见红岩岭的山洞里挂着龙旗呢!”

    “还有人说,他给学生们讲课,说皇帝该换人做了,要让百姓当主子!”

    “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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