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时三刻,国子监的门还没开。

    孙有粮蹲在墙根底下,把脚趾头往泥里缩了缩。北境入秋早,京城的石板地凉得扎骨头。他低头看看自己那双光脚,脚底板上的茧子厚得能磨刀。旁边一个穿补丁青衫的考生瞥了他一眼,没说话,把自己垫座的草席扯了半截递过来。

    “不用。”孙有粮说。

    “踩着。”那人说,“待会儿进去考试,脚冻麻了写不了字。”

    孙有粮接过那半截草席,垫在脚下。麻梗扎脚,但比石板暖和。他抬头看那人,二十出头,方脸,眉毛粗得像两把刷子。手里捧着一本《论语》,书页边角卷得起了毛,包浆厚得发亮。

    “怎么称呼?”

    “周大柱。冀州的。”

    “孙有粮。北境的。”

    两个人互相点了个头,算是认识了。然后各自低头看书。

    国子监门口这条巷子,从卯时起就挤满了人。五百个考生,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槐树底下打盹。穿什么衣裳的都有——粗麻短褐的、补丁摞补丁青衫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半截胳膊的。有个南边来的考生,裤腿一高一低,露出两条颜色不一样的腿肚子,晒的那截黑,捂的那截白。没人笑话他。大家都是苦出身,谁也笑话不着谁。

    这些人是天不亮就来的。最早的几个,昨晚就睡在国子监门口的石狮子底下,拿包袱当枕头,盖着满天星星睡了一宿。

    赵大河蹲在门房的台阶上,手里攥着本册子,一笔一笔记着。他是国子监丞,管着今天这场招生考试。三十来岁,黑脸,手指头粗得像萝卜,握笔的姿势跟握锄头似的。可他写字快,狼毫小笔在册子上刷刷刷地走,名字、籍贯、体貌特征,一个不落。

    五百个寒门子弟,从全国各地赶来。最远的那个,从岭南走了三个月。路上盘缠花光了,就一路给人抄书写信,挣口饭吃。赵大河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林远途。赵大河在册子上写下这个名字,在旁边批了三个字:有志气。

    “赵兄。”周铁柱凑过来。

    周铁柱是赵大河的副手,两个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认识。一个村出来的,一起考上的国子监,一起留任当的官。周铁柱比赵大河小两岁,可看着比赵大河老十岁——头发稀了,眼角纹路深了,都是这几年招生考试愁出来的。

    “五百个人,只收一百个。”周铁柱压低声音,“五里挑一。您说这公平吗?”

    赵大河抬起头,盯着周铁柱的眼睛。

    周铁柱的眼睛亮,跟外面那些考生的眼睛一样亮。寒门子弟的眼睛都亮,因为他们在黑地里待得太久了,看见一点光,眼珠子就发烫。

    “公平。”赵大河说,“谁考得好,谁上。考不好,明年再来。”

    他把册子合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开门。”

    卯时正刻,国子监的大门开了。

    五百个考生,鱼贯而入。

    讲堂是前年新盖的,用的京城窑口烧的青砖,北境运来的松木梁,江南的灰瓦。五百张矮桌,摆得整整齐齐,桌上铺着白纸,搁着墨条砚台。考生们走进去的时候,脚步都放轻了。有的人拿手摸桌面,摸了一把又缩回去,怕给摸脏了。

    孙有粮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把脚缩到桌子底下。地是青砖铺的,凉气从脚底板往上升。他把脚趾头蜷起来,蜷成一团,然后深吸一口气。

    砚台是新的,墨条是新的,笔也是新的。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发着光。

    他这辈子没用过新东西。

    在家读书的时候,用的是他爹从集上捡回来的破砚台,豁了一个角。墨条是他娘拿锅底灰拌了胶水搓的,写出来的字发灰。笔是自己扎的,找根竹管,塞一撮马尾,写着写着就散了。书是借的。借一本,抄一本。抄完了还回去,再借下一本。十年下来,抄了三十七本。

    墙上糊的全是字。

    考试开始了。

    题目不偏——四书五经,策论一篇。孙有粮拿起笔,蘸墨,落笔。第一个字写下去,墨在纸上洇开,笔画清晰,黑得像漆。新墨条磨出来的墨,就是不一样。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忍住了。

    笔走得快。十年寒窗,每一个字都刻在骨头里。写经义的时候,他想起他爹蹲在田埂上,拿树枝在地上划字,划完一个,让他认。写策论的时候,他想起北境的冬天,雪大得封了门,他就着灶膛的火光抄书,抄到天亮,鼻子里全是黑灰。

    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是抖的。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心里那口气。

    午时三刻,考试结束。

    赵大河蹲在收卷处,一份一份地看。

    有的卷子写得密,字小得像蚂蚁,省纸。有的卷子写得疏朗,一笔一划都透着力道。有的卷子开篇惊艳,写到后面泄了劲。有的卷子开头平平,越写越稳,像打井,挖到深处,水就出来了。

    他翻到最后一份,手停住了。

    孙有粮,北境人。父孙大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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