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把在黄河岸边亮起来的时候,韩元朗正蹲在河堤上,手里攥着那只磨得发亮的酒葫芦。三千支火把,把整段河岸照得如同白昼。火光映在黄河浑浊的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鳞,随波起伏。

    三千个百姓,一千边军。四千人在河堤上搬石头、和泥、砌墙,从清晨干到深夜。河堤是去年修的,韩元朗亲自盯着,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验过去。可六月那场洪水来得太猛,三天三夜,把大半条堤冲得七零八落。他站在雨里看那决口处翻滚的浊浪,一句话没说,回头就去找了河西转运使要粮。

    今年他要修得更结实。不是管十年八年,是要管五十年。

    赵黑子从堤下爬上来,脸上那道从颧骨斜到下颌的疤在火光里一跳一跳的,像条活蜈蚣。他蹲到韩元朗身边,也不说话,先伸手把酒葫芦拿过来灌了一口,然后用袖子抹抹嘴。

    “石头够了,泥也够了。”赵黑子把酒葫芦递回去,“三千人干,三个月能修好。”

    韩元朗没接酒葫芦。他盯着河堤上那些移动的火把,每一支火把底下都是一个弯腰干活的人。有人搬石头,有人挑泥,有人砌墙。女人用筐递碎石子,半大孩子两人抬一筐土,老人蹲在地上敲碎石块,把棱角敲掉,免得砌墙的时候对不齐缝。

    三个月。韩元朗在心里把这三个月过了一遍。三月是谷雨,四月是立夏,五月是小满。等到五月,雨季就来了。上游雪山化下来的水,天上下下来的雨,两股水汇到一起往下冲,新修的河堤还没干透,经不住。

    “太慢。”韩元朗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石刮过铁板,“雨季不等人。”

    他把酒葫芦从赵黑子手里拿回来,仰头灌了一大口。酒是河西走廊运来的高粱酒,烈得像刀子,顺着喉咙刮下去,在胃里烧起一团火。

    “从边军里再调两千人过来。六千人干,分两班,昼夜不停。”

    赵黑子没应声。他知道将军说的是什么。边军是守边的,不是修堤的。擅自调动边军,军法上叫擅发兵,是要掉脑袋的罪。但赵黑子跟了韩元朗十二年,从凉州跟到甘州,从甘州跟到肃州,他知道将军的脾气。这个人决定了的事情,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改。

    “我这就去。”赵黑子站起来。

    “回来。”韩元朗叫住他,“让张校尉带人来。他的营在上游驻扎过,知道水情。”

    赵黑子点点头,转身走了。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火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只剩下脚步声还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一下一下,踩在夯实的黄土上。

    韩元朗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沿着河堤往下走。

    河堤上到处都是人。火把插在地上,插在石头缝里,插在装土的竹筐边。火光把人脸照得忽明忽暗,汗珠在额头上闪光,像抹了一层油。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味、石头的粉尘味、火把燃烧的松脂味,还有黄河水那股永远散不掉的水腥气。

    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累得说不出。偶尔有人低声骂一句石头太重,旁边的人也不接话,只是喘着粗气把自己那块石头挪到墙上去。夯土的声音闷闷的,一下一下,像大地的心跳。

    韩元朗在人群里看见一个老汉。

    那老汉头发全白了,在火光里白得发亮。他蹲在新砌的堤墙前面,手里攥着块石头,一块一块地往上码。他码石头的手艺极好,每块石头放上去都严丝合缝,不用泥浆填缝都看不出缝隙。他儿子跟在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光着膀子,脊背上的汗把裤腰都洇湿了,手里搬的石头比他爹那块大出一倍不止。

    “爹。”壮汉把石头放下,喘了口气,“您歇会儿。俺来码。”

    老汉没回头,手里那块石头稳稳当当地落到墙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歇不了。”

    他伸手去拿下一块石头,手指在石头堆里摸了摸,挑出一块不大不小的,捧起来端详了一下角度,然后翻了个面,往墙上一按。正好。

    “雨季快到了。”老汉说,声音干涩得像风化的土坷垃,“河堤修不好,咱家的地就淹了。三十亩麦子,全在地里站着。”

    壮汉不说话了。他咬了咬牙,弯下腰去搬下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比刚才那块还大,他搬起来的时候,手臂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像缠在肌肉上的老树根。

    韩元朗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他走回堤上那棵老槐树底下,那里是他的位置。树底下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摊着河堤的图纸,四角用石头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线条和标注,有些地方被酒渍浸得模糊了,他又用炭笔重新描过。

    他在桌边坐下来,把酒葫芦搁在图纸旁边,没有喝。

    火把的光映在图纸上,那些线条像是活了过来。河堤从这里开始,往东延伸四十里,一直到白马渡。四十里河堤,去年修了二十里,今年要把剩下的二十里修完,还要把去年被冲垮的那一段重新加固。六千个人,两个月。他把日子算了又算,粮食算了又算,石头算了又算。够。都够。

    河西走廊的粮仓他是亲眼去看过的。去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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