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念。把最严重的几个案子说清楚。”
孙有余翻到后面几页。每翻一页，都像在揭开一块结了痂的疤。
“苏州府有三家盐商，联手侵吞盐税，三年累计三十万两以上。他们在苏州织造局安插了自己的账房，账本分两套，一套给朝廷看，一套自己留着。给朝廷看的那套，每年都有水灾。下官亲自去查了河堤——那三年苏州府水灾，只淹过三天的地。三十万两白银就这么被‘淹’走了。”
“镇江府有一批田产，名义上属于致仕的两位阁老，实际控制人是他们不成器的子侄。这些人把田产挂在别人名下逃避一条鞭法的清查，然后反过来雇人状告当地官员，说清查田亩是扰民。去年苏州推行新法试点的时候，带头闹事的就是他们。下官找到了当年的状纸，告状的人连字都不识，状纸上的字迹跟户部一份存档一模一样笔迹——出自一个同年被逐出京城的主事，此人离开京城后就在江南替人代笔状纸维生。”
再翻一页。
“还有京城王庄。豫王府的庄子在河间府有一千二百亩田，报上来的只有四百亩，剩下八百亩藏在地痞名下。收成不入账，粮食运到别处卖掉换成了现银。而河间府那几个地痞，恰恰就是今年春天在京城酒楼跟几位功臣子弟打过架的人。”
“也就是说，这两头是一条线上的。”李破说，“一头在江南吞税，一头在京城挑衅功臣子弟。”
“是。”孙有余合上册子，“陛下，他们在两头同时动手。一边在江南吞银子，一边在朝堂上弹劾功臣。弹劾不是目的，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告诉所有人——功臣集团也不干净，功臣子弟也犯法，陛下如果只收拾他们，功臣子弟更应该被收拾。”
李破沉默了很久。
久到孙有余以为他要发火。
但李破没有。他只是慢慢走回御案前坐下，重新翻开那本册子的第一页，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看得比第一次更仔细，时不时用手指划着某些名字旁边的小字批注。
看完之后他合上册子，平静地开口：“这些案子查得很实。但朕问你一句——他们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因为陛下重用了继业，因为年轻一代开始掌权。”孙有余道，“那些在暗中经营了几十年的人本来打算在新旧交替之间浑水摸鱼。继业监国以后推行新政，处处动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先发制人。动功臣子弟，就是为了让陛下不敢再用新人。”
李破点头。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所以现在朕面临的是两条路。第一条，把这些案子全翻出来，彻查到底，株连九族。好处是干净利落，震慑天下。坏处是朝堂上会有一半的人惶恐不安，君臣离心。第二条，慢慢来，拉一批打一批。好处是朝局平稳，坏处是这帮人会以为朕怕了他们。”
他转过身。
“朕选第二条。不因为朕仁，因为朕还需要这些年富力强的官员。查，但要有分寸。动，但要精准。首恶必办，从者震慑，被迫者给条活路。”
孙有余沉默了片刻：“陛下想让臣怎么做？”
“分成三个批次处理。第一批，首恶。卢世方、苏州三家盐商主事、做假账的织造局账房。抓人归案，抄家追赃。第二批，从恶。知情分赃的官员、跟钱庄有往来的中间人。革职抄家，永不叙用。第三批，被胁迫的、分过小利但不知情的、跟随头领起哄但没有实质贪赃的。从轻发落，降级留用，戴罪立功。”
孙有余心里默默数了一遍这三批人的数量。第一批，大概三十人出头。第二批，接近六十人。第三批，少说有上百人。但处理完之后，朝堂上会剩下越来越多干净的、知道什么可为不可为的臣子。
“臣明白了。只是——”他顿了顿，“冯庸呢？”
李破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冯庸。”他说，“冯庸被他外甥卷进去了，但他本人没有拿过银子。朕查他查了三个月，除了外甥被人利用，什么都没查到。所以冯庸不动。不动他，反而能让他替朕稳住兵部。你刚才说他们在夺——冯庸是他们的试探。试探朕的底线在哪。朕今天不动他，但明天，他会主动来给朕递折子请罪。他会比别人更积极。因为他知道自己踩在了刀刃上。”
孙有余愣了一下，在心里推演了一遍，然后不由得微微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李破能坐稳江山三十年。他看得穿人心——不止看穿敌人的恶意，也看穿被利用者的恐惧。
“还有一件事。”孙有余从袖中又掏出一份折子，“这件事不大，但牵扯到荣养院。”
李破接过折子。
内容很简单：京城一个姓韩的游商状告周小宝在北境欺行霸市倒卖军马，人证物证说得很详细。孙有余已经查过了，游商背后是盐商圈子里一个已经风声鹤唳的残党，剩下的唯一靠山是兵部一个快要被迫致仕的员外郎。军马的事是编的——去年北境根本没有任何军马流出。游商自己都不认识周小宝。这个“证人”是被人拿来当枪使的，靶子是周大牛，背后的意思很明确：功臣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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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有余翻到后面几页。每翻一页，都像在揭开一块结了痂的疤。
“苏州府有三家盐商，联手侵吞盐税，三年累计三十万两以上。他们在苏州织造局安插了自己的账房，账本分两套，一套给朝廷看，一套自己留着。给朝廷看的那套，每年都有水灾。下官亲自去查了河堤——那三年苏州府水灾，只淹过三天的地。三十万两白银就这么被‘淹’走了。”
“镇江府有一批田产，名义上属于致仕的两位阁老，实际控制人是他们不成器的子侄。这些人把田产挂在别人名下逃避一条鞭法的清查，然后反过来雇人状告当地官员，说清查田亩是扰民。去年苏州推行新法试点的时候，带头闹事的就是他们。下官找到了当年的状纸，告状的人连字都不识，状纸上的字迹跟户部一份存档一模一样笔迹——出自一个同年被逐出京城的主事，此人离开京城后就在江南替人代笔状纸维生。”
再翻一页。
“还有京城王庄。豫王府的庄子在河间府有一千二百亩田，报上来的只有四百亩，剩下八百亩藏在地痞名下。收成不入账，粮食运到别处卖掉换成了现银。而河间府那几个地痞，恰恰就是今年春天在京城酒楼跟几位功臣子弟打过架的人。”
“也就是说，这两头是一条线上的。”李破说，“一头在江南吞税，一头在京城挑衅功臣子弟。”
“是。”孙有余合上册子，“陛下，他们在两头同时动手。一边在江南吞银子，一边在朝堂上弹劾功臣。弹劾不是目的，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告诉所有人——功臣集团也不干净，功臣子弟也犯法，陛下如果只收拾他们，功臣子弟更应该被收拾。”
李破沉默了很久。
久到孙有余以为他要发火。
但李破没有。他只是慢慢走回御案前坐下，重新翻开那本册子的第一页，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看得比第一次更仔细，时不时用手指划着某些名字旁边的小字批注。
看完之后他合上册子，平静地开口：“这些案子查得很实。但朕问你一句——他们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因为陛下重用了继业，因为年轻一代开始掌权。”孙有余道，“那些在暗中经营了几十年的人本来打算在新旧交替之间浑水摸鱼。继业监国以后推行新政，处处动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先发制人。动功臣子弟，就是为了让陛下不敢再用新人。”
李破点头。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所以现在朕面临的是两条路。第一条，把这些案子全翻出来，彻查到底，株连九族。好处是干净利落，震慑天下。坏处是朝堂上会有一半的人惶恐不安，君臣离心。第二条，慢慢来，拉一批打一批。好处是朝局平稳，坏处是这帮人会以为朕怕了他们。”
他转过身。
“朕选第二条。不因为朕仁，因为朕还需要这些年富力强的官员。查，但要有分寸。动，但要精准。首恶必办，从者震慑，被迫者给条活路。”
孙有余沉默了片刻：“陛下想让臣怎么做？”
“分成三个批次处理。第一批，首恶。卢世方、苏州三家盐商主事、做假账的织造局账房。抓人归案，抄家追赃。第二批，从恶。知情分赃的官员、跟钱庄有往来的中间人。革职抄家，永不叙用。第三批，被胁迫的、分过小利但不知情的、跟随头领起哄但没有实质贪赃的。从轻发落，降级留用，戴罪立功。”
孙有余心里默默数了一遍这三批人的数量。第一批，大概三十人出头。第二批，接近六十人。第三批，少说有上百人。但处理完之后，朝堂上会剩下越来越多干净的、知道什么可为不可为的臣子。
“臣明白了。只是——”他顿了顿，“冯庸呢？”
李破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冯庸。”他说，“冯庸被他外甥卷进去了，但他本人没有拿过银子。朕查他查了三个月，除了外甥被人利用，什么都没查到。所以冯庸不动。不动他，反而能让他替朕稳住兵部。你刚才说他们在夺——冯庸是他们的试探。试探朕的底线在哪。朕今天不动他，但明天，他会主动来给朕递折子请罪。他会比别人更积极。因为他知道自己踩在了刀刃上。”
孙有余愣了一下，在心里推演了一遍，然后不由得微微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李破能坐稳江山三十年。他看得穿人心——不止看穿敌人的恶意，也看穿被利用者的恐惧。
“还有一件事。”孙有余从袖中又掏出一份折子，“这件事不大，但牵扯到荣养院。”
李破接过折子。
内容很简单：京城一个姓韩的游商状告周小宝在北境欺行霸市倒卖军马，人证物证说得很详细。孙有余已经查过了，游商背后是盐商圈子里一个已经风声鹤唳的残党，剩下的唯一靠山是兵部一个快要被迫致仕的员外郎。军马的事是编的——去年北境根本没有任何军马流出。游商自己都不认识周小宝。这个“证人”是被人拿来当枪使的，靶子是周大牛，背后的意思很明确：功臣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