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凡知道,无论是抄家还是开采金矿,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抄家是一次性的横财,只能偶尔为之,且还需要极好的理由,否则的话只会引起官场的恐慌。

    金矿的勘探和产出也需要时间,并且储量终究有限。

    而大明财政的痼疾在于税基狭窄、征收效率低下以及庞大的宗室开支。

    向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加征“三饷”,无异于剜肉补疮,最终只会加速王朝的崩溃。

    “绝不能走加饷的老路!”朱一凡在暖阁内反复思忖,“但钱从哪里来?必须开辟新的、可持续的财源,而且不能立刻触动整个士绅集团的逆鳞……”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本厚厚的《万历会计录》和宗室玉牒上。

    一个庞大的、几乎不事生产却消耗着海量财政资源的群体——藩王宗室,浮现在他眼前。

    根据《明史》记载,明朝鼎盛时期年财政收入约2000万两白银,而藩王岁禄支出高达8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40%。

    这些龙子龙孙,被圈禁在封地,不得参政,却享受着极高的俸禄和不断扩张的庄田,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其中,他的好弟弟——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更是其中的“翘楚”。以万历年间为例,福王朱常洵一年俸禄就达4万石,相当于8000户农民一年的收入。

    福王就藩洛阳时,万历皇帝赐予了惊人的田产、盐引和其他金银珠宝,其富足程度天下皆知。

    其中土地2万公顷(约30万亩),大量淮盐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四川部分盐井和茶叶专卖的特权、除此之外还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大量赏赐。

    而这海量的财富,到最后却全都便宜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据《明史·流贼传》 记载:“王府金钱百万,罄尽睃之”。

    其他史料(如《绥寇纪略》)的记载更为具体,称起义军缴获了数千万石粮食和数百万两金银。

    想到这里,朱一凡嘴角露出一丝冷峻的笑意。

    若能让他“主动”出血,无疑能起到极强的示范效应,也能暂时缓解燃眉之急。而且最关键的是自己的手里有郑贵妃谋害他的把柄,况且文武百官们也都极其缺钱,那这个恶人就只好由自己来当了。

    相信其他的藩王们,也会理解自己的难处。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唤来心腹太监王安。

    “王安,你派人去给朕的好弟弟福王传个话。”朱一凡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就说,朕近来忧心国事,食不知味,想吃鱼了。另外也给郑贵妃传个话,让她给福王书信一封,或许我会让他们母子二人相逢。”

    王安是何等机敏之人,立刻领会了这“吃鱼”背后的深意。

    这分明是暗示福王“识相”,主动上贡,否则就要被“烹”了。

    他躬身低声道:“皇爷放心,奴婢明白,一定把话好好地带到。”

    “这个人就让王体乾去吧!同时让在骆思恭进行配合,有此二人想必这事会办的极其我怕其漂亮的。”

    很快,王体乾就带着这句“朕想吃鱼了”的口信,快马加鞭的赶往了洛阳福王府,同时也有一封来自久居冷宫里郑贵妃的亲笔信。

    洛阳福王府中,肥胖的福王朱常洵接到密旨和口信,起初是茫然,随即是巨大的恐惧。

    他虽远在洛阳,但京城风云变幻早有耳闻。

    这位新登基的原本懦弱无比的好哥哥,没想到手段会如此凌厉,连方从哲、刘一璟那样的巨头都说抄家就抄家,而自己这个曾经威胁到他的弟弟,岂不是更在砧板之上?

    更何况母亲郑贵妃的事,更是随时可以拿来治罪的把柄!

    这些日子他是睡卧不安,随时害怕锦衣卫会将他捉拿归案。

    “皇兄……皇兄,他怎可如此,这是要我的家产啊!”朱常洵瘫在座椅上,冷汗直流,双目无神的看着笑眯眯的王体乾。

    然而一切都是无法抗拒的。

    他的亲信告诉他,整个福王府的外围已经完全被东厂和锦衣卫的人马包围,而且那些人正在磨刀霍霍的紧盯着福王府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

    在同幕僚们商议后,都一致认为皇帝意在钱财,而非性命。若不然的话,皇上也不会同意让郑贵妃出宫让福王赡养,更不会先派一个宦官来送口信。

    若破财能免灾,已是最好结局。

    若是不从,恐怕下一次就是锦衣卫破门而入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福王朱常洵很快上了一道言辞恳切的奏表。

    给福王传旨的王体乾,可不是一般的太监,相对于魏忠贤而言,朱一凡其实更佩服的是王体乾这个宦官,他是极其有智慧和才能的。

    历史上皇宫内太监中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王体乾,而不是魏忠贤,因为王体乾在皇宫内担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而魏忠贤只不过是秉笔太监而已。

    但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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