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登莱水师初具规模、辽东战线因海上补给和“酒精贸易”而稍显稳固之际,朱常洛的强军布局在另外两条关键防线上也悄然展开。

    在山海关深受东林党器重的袁崇焕,因在守护辽阳的时候有功,被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们推到了前沿。

    他们本想以熊延弼失守沈阳为理由罢免熊延弼,可是朱常洛挺身而出,在朝堂上以“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既定策略,力排众议,保下了熊延弼。

    东林党们见此计不成,便将在辽东参赞军务袁崇焕推到前沿,以孙承宗的“辽人守辽土”策略,让他在山海关招募辽东流民,一展身手,以此制衡熊延弼。

    对于山海关新军的组建,以及防御工事的修建,文官集团们非常齐心,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憋足了劲想要向朱常洛证明他们文官也是能练兵和打仗的。

    朱常洛对于东林党的这点小心思自然也是心知肚明,辽东边军随着李秉诚等人的投降彻底已经废了,西北边军也靠不住,南方军队基本上全被皇上笼络住,唯一有战斗力的辽阳军队全都握在熊延弼的手中。至于位于北京的京营和地方卫所,那不用说,更是烂的透透地。

    以东林党为首的文臣们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皇上已经掌握了绝大多数能战的军队,而且还正在编练新军,他们已经没有了制衡皇帝的能力。甚至是连他们引以为豪的财政,也正在被皇上逐渐化解,似乎皇上已经不需要他们了。于是他们也卯足了劲想要打造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出来。

    对此,朱常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他们愿意出钱出力帮朕养军队,那朕又能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作为东林党的一员,袁崇焕也是深感责任重大,以从户部那里获得的银子为支撑,广发告示,招募那些不愿南迁、家园被毁、亲人罹难的辽东汉民。甚至是为了迅速提高战斗力,他还花费高价招募了一批上马就能战斗的蒙古流民,组建一支号称能够同后金八旗兵野战的骑兵部队—关宁铁骑。

    同时他也效仿西山新军,调拨来部分戚家军、白杆兵老兵充任基层军官和教官。虽然他们无法配备西山那样的燧发枪,但袁崇焕极力整饬原有的火器,并也从葡萄牙人那里争取到了一些改进过的火铳和佛郎机炮。

    在京师的西北门户,居庸关。

    奉旨驻防于此的酉阳土司官冉见龙,同样也接到了朱常洛整训新军、巩固边防的旨意。

    冉见龙的土司兵本就骁勇善战,尤擅山地崎岖地形作战。

    因此冉见龙在被朱常洛调派到居庸关布防后,就以土司兵为根本,在当地及流民中招募悍勇之士,编练新军,侧重于火器与土司传统战法的结合,旨在打造一支能守善攻的边防锐卒。

    不过在西北之地,除了外部的蒙古威胁,内部还潜藏着更为致命的危机。

    几乎就在冉见龙于前往居庸关操练兵马的同时,一位身份特殊的钦差——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也亲自抵达山西大同,坐镇于一座不起眼的宅院中。

    他的任务,是朱常洛亲口交代的绝密:彻查以山西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通虏资敌之罪!

    关于对付以山西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很多写书的同行或读者总以为要对付他们只需要皇帝下一道诏书,派一队锦衣卫,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将他们搞定。

    可事实上是大家都想得太简单了。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大商人,几乎都是亦商亦匪的存在,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扩张他们的商业版图,更别提保全他们的财产。

    山西八大晋商除了亦商亦匪的性质之外,还有后金的支持。而且他们的交易对象也不仅仅是辽东,还应包括整个北方地区的蒙古人。

    他们的背后站的则是大明朝堂内部的文官集团、勋贵集团、当地边镇的将领们,甚至还包括那些大明的藩王们。

    无论任何时候上述所说的国内世家大族们,他们总会两边押宝,而八大晋商则是他们押宝后金的一个桥梁和通道。

    那些能够从古至今一直传承的大家族,之所以能够传承下去,其关键就在于一个左右逢源。

    无论是大明还是后金,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天平的两端,无论哪边占据上风,他们都能通过范家这样的白手套,确保自家的富贵得以延续和传承。

    通过八大晋商他们不仅能够左右逢源,而且还能通过向关外输送禁运物资,然后再从后金那里换取皮毛、人参、金银,赚取惊人的暴利。

    至于国家安危、边关将士的生死,百姓的血泪,在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根本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存在。

    骆思恭坐在大同城一处隐秘据点的昏暗房间里,指尖轻轻敲打着桌面。

    窗外是塞外吹来的风沙,而窗内,是他正努力的分析着各地锦衣卫密探汇集而来的情报和线索,想要竭力的找到八大晋商的漏洞。

    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非常震惊,因为皇帝朱常洛在他前往山西之前的密谈中,居然用的是“剿灭”二字,这就充分的耐人寻味了,当然同时也道尽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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