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几个月时间过去。

    十月的京城已有凉意,但东四六条胡同深处的京城国营药厂第三车间却热气蒸腾。

    巨大的蒸汽釜发出低沉的轰鸣,空气中弥漫着蛋白质特有的微腥与焦香交织的气味。

    王建国站在出胶口前,看着金黄色的胶液如蜜般缓缓流入模具——这是第47批试验品,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批。

    “温度稳定在87度,酸碱度6.2,脱色完全。”苏工戴着厚重的防烫手套,从化验台那边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建国,这次的数据…又达标了。”

    车间里霎时安静下来,只有蒸汽管道的嘶嘶声。

    二十几名技术人员和老师傅围拢过来,盯着那缓缓凝固的胶块。这些胶块在冷却灯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质地均匀,无气泡无杂质。

    王建国小心翼翼地用取样刀切下一小块,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又在指尖捻开——黏度适中,溶解迅速。

    “送检,”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立即送轻工业部质检所,还有外贸局的样品室。”

    三天后的结果让所有人热泪盈眶:全部指标超过毛熊同类产品标准,达到国际一级品规格。

    更令人振奋的是,外贸局传来消息——波兰贸易代表团看中样品,当场签订了五千公斤的首批订单。

    “五千公斤,外汇三万美元!”厂长老周捏着电报的手在颤抖。

    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年产值不过百万元的药厂来说,不啻天文数字。

    《京城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豆腐块消息:“京城一药厂成功试制优质骨胶,实现该产品进口替代”。

    文字简练,但在行业内引起的震动却不亚于惊雷。

    真正的高潮在一周后到来。

    1955年11月3日,《京城日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如重锤击鼓:

    “废弃骨料变黄金京城骨胶远销东欧——京城国营药厂技术革新为国家年创汇十万美元”

    报道占了整整半个版面,详细记述了从1954年立项到如今量产的全过程。

    记者显然做足了功课:王建国带领团队如何从屠宰场收购废弃骨料,如何攻克脱脂、脱色、低温萃取三大技术难关,如何改造日军遗留的老旧设备,如何在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三百余次试验…

    文章最末一段这样写道:“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新中国工人阶级智慧的体现。当金黄的骨胶流淌出生产线时,流淌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建设祖国的热血。”

    ……

    报纸发行的当天早晨,四九城像被投入石子的水面。

    在东单菜市场,肉铺老赵把报纸贴在柜台最显眼处,用红笔圈出标题。

    买肉的街坊围拢过来,“赵师傅,这骨胶真那么神?”“可不!”老赵挥舞着斩骨刀,“我天天给肉联厂送骨头,以前那些玩意儿都当废料处理,现在听说一斤骨头能炼出三两胶,三两胶能换外汇!”

    西单新华书店门口,阅报栏前人头攒动。

    戴眼镜的老先生指着报道中的技术细节:“瞧瞧,低温萃取,这技术毛熊专家都没完全掌握。”

    旁边的青年工人接话:“所以说咱中国人不笨,缺的就是机会!”

    最热闹的要数药厂所在胡同。

    从早上七点开始,就有街坊邻居端着早饭蹲在厂门口,想看看“造黄金”的车间到底是什么样。

    居委会里弄组织扭起秧歌队,在厂门口的空地上扭了起来,锣鼓声震天响。

    “大妈,您这唱的是哪出啊?”有路人好奇。

    “庆祝啊!”大妈们抹了把额头的汗,“咱们胡同出了这么大事,不得热闹热闹!王工那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就知道有出息!”

    厂区里,王建国却被困在办公室——电话从早晨八点开始就没停过。

    “王工吗?我是天津制药厂的,想派技术组去学习…”

    “建国同志,上海轻工业局来电询问技术细节…”

    “王副处长,部里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开专题汇报会…”

    苏工推门进来,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窗外喧闹的景象,苦笑道:“这下好了,想低调都低调不了。”

    王建国揉着太阳穴,目光却落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老苏,你说这骨胶技术如果能在全国推广…”

    “能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苏工接过话头,眼睛发亮,“全国多少药厂,多少屠宰场,多少废弃骨料!建国,咱们可能真打开了一扇门。”

    1956年元旦刚过,王建国就在技术部会议室挂起了新的蓝图——那是他花了三个晚上绘制的“蛋白胨-明胶-生物制剂”三步走发展规划。

    “同志们,骨胶只是起点。”王建国用教鞭点着图纸,“蛋白胨,微生物培养的‘粮食’,目前完全依赖进口,每公斤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半月工资;明胶,制药、食品、照相工业必需,国内产量不足需求十分之一;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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