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的表格相对简单,家庭出身“资本家”一项赫然在目。

    但他本人是交大毕业,自愿报名支援西南建设,工作积极肯干,只是有时显得有些娇气和理论脱离实际。

    王建国认为,这是思想改造问题,不属于历史政治问题。

    初步分类后,王建国没有急于向上级汇报“可疑对象”名单。

    他采取了几个步骤:

    首先,他以“确保重点项目技术攻关不受影响”为由,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给上级党委和部里,详细汇报了当前骨胶生产、蛋白胨中试、明胶筹备等工作的进展和遇到的紧迫技术难题,特别强调了唐修齐、刘德培等几位关键技术人员在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报告最后写道:“……鉴于当前生产建设任务异常繁重,技术攻坚正处于关键阶段,建议对涉及关键技术岗位的同志,在排查其历史情况时,更加注重其现实表现和对国家的实际贡献,以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这份报告,既陈述了事实,也委婉地表达了他的倾向,是一种主动的政治沟通和风险提示。

    其次,他组织了几次“技术攻坚总结评议会”,让各项目组总结前期工作,评选先进。

    在会上,唐修齐、刘德培等人的贡献得到了同事和工友们的一致公认。

    王建国让记录员详细记录了这些评议意见,特别是工人们用朴实语言表达的肯定:

    “陈工没日没夜地搞实验,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刘老师傅的经验那是宝,没他我们得走好多弯路!”

    这些群众评议材料,被他仔细整理好,作为“现实表现”的重要附件。

    然后,他分别找唐修齐和刘德培进行了一次严肃但坦诚的谈话。

    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没有旁人。

    他对唐修齐说:“修齐同志,你的表格我看过了。你能主动向组织说明海外关系和个人历史,这是对组织信任的表现。组织上会按照政策,历史地、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当前,蛋白胨项目是部里盯着的重点,也是我们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的关键。你的技术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希望你放下思想包袱,不要因此影响工作,继续大胆地搞你的研究。有什么困难和想法,随时可以直接向我反映。”

    唐修齐显然有些紧张,推了推眼镜,声音有些干涩:“王处长,我……我回国就是一心一意想为建设出力。我哥哥在美国,只是从事科研,我们很少联系,更没有政治上的瓜葛。那个‘促进会’,真的只是学术交流……”

    王建国摆摆手,打断了他急于解释的话:“组织上相信你本人的交代。我看重的是你现在的表现和贡献。好好工作,用实际成绩来证明自己,比什么都强。”

    他没有做出任何保证,但语气中的信任和对其工作的倚重,唐修齐感受到了,紧绷的神色稍稍缓和,用力点了点头。

    找刘德培谈话时,气氛略有不同。

    刘师傅是个直脾气,没等王建国多说,自己就先开了口:“王处长,我老刘旧社会就是个杀猪匠,在商会混口饭吃,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也没跟反动派有过勾连。我这张表上写的,句句是实。您要信不过我,我现在就卷铺盖走人,绝不拖累指挥部!”

    话语里有委屈,也有老工人特有的倔强。

    王建国给他递了支烟,缓和了一下气氛:“刘师傅,你的为人,你的技术,指挥部上下谁不知道?旧社会的事情,有它的历史原因。组织上要搞清楚每个人的历史,是为了纯洁队伍,不是为了整人。你把问题讲清楚了,这就很好。现在新社会了,我们看重的,是你现在为社会主义做了多少贡献。骨胶生产能这么顺利,你刘师傅立了大功。以后明胶项目,还有很多地方要倚仗你。你不要有顾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把徒弟带好,把技术传下去,这就是你现在最大的任务。”

    刘德培接过烟,手有点抖,闷头抽了几口,再抬头时,眼眶有些发红:

    “王处长,有您这话,我老刘……我这条命,卖给国家,卖给咱们这摊子事业了!”

    这两次谈话,王建国严格把握了分寸。

    他既没有对对方的历史问题做出任何“没问题”的承诺,也没有进行额外的施压或盘问,而是将谈话重点引向“相信组织”、“看重现实表现”、“继续做好当前工作”上来。

    这既安抚了当事人,也为自己后续可能面对上级查询时,留下了“已进行必要谈话了解情况”的工作痕迹。

    做完这些铺垫,王建国才开始着手整理那份最终要上报的《初步摸排情况报告》。

    在报告中,他客观列举了指挥部全体人员填写表格的基本情况,对于陈经纬、刘德培等几位历史情况相对复杂的同志,他着重附上了其“重大技术贡献说明”和“群众评议摘录”,并在处理意见一栏写道:“该同志历史情况已基本清楚,虽有某些历史关节需予注意,但其回国后表现积极,技术贡献突出,群众反映良好。

    建议在继续工作中加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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