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掐灭烟头,在狭小的房间里踱步。

    不能硬顶。

    那样的后果,他不敢想象。

    必须想办法,必须找到一条路,既能应对眼前的压力,又能尽可能地守住底线,保住基地的元气和技术积累。

    彻夜未眠,他脑海里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

    他想起战争年代,面对强敌,有时候也需要战略性的迂回和坚守。

    带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沉重的决心,王建国登上了返回基地的列车。

    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一如那无法逆转的时代洪流。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构思着回到基地后,该如何召开会议,如何传达精神,如何布置工作,如何在那份令人窒息的指标计划上,艰难地划出一道可能存续的缝隙。

    回到基地基地,气氛果然已经不同。

    班子会议上,王建国宣读了部里的计划指标。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议论。

    主管生产的副指挥老吴第一个站起来,他年近五十,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型干部,性格耿直:

    “翻两番?三番?还要搞那两种听都没听说的新东西?王司长,这……这能做到吗?咱们的罐子、人手、原料……哪一样跟得上?”

    他的话引起了一些低声附和。

    老吴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王建国沉默的脸,又憋了回去。

    陈经纬坐在角落里,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但始终没有发言。刘德培等几位老技师,则是一脸忧心忡忡,欲言又止。

    回到部委这间略显陈旧却秩序井然的办公室,王建国有一种短暂脱离战场的虚脱感。

    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将走廊里隐约的电话铃声和脚步声隔绝开来。

    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斜斜地照进来,在深棕色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光斑里无数细微的尘埃无声地浮沉。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角那座老式座钟发出均匀而低沉的滴答声,像时间稳健而毫不留情的脚步。

    他脱下外套,随手搭在椅背上,然后有些疲惫地坐进那张硬木扶手椅里。

    椅子发出细微的、令人安心的吱呀声。

    他没有立刻去处理桌上摞起的待阅文件,也没有去接那台沉默的黑色电话,只是向后靠去,闭上干涩的眼睛。

    窗外传来遥远的、有节奏的轰鸣,不知是火车还是工厂的机器。

    这声音让他想起重庆基地里那些日夜运转的发酵罐。

    他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水。

    苦涩的滋味在口腔里蔓延开。

    座钟敲了一下,下午两点了。

    王建国强迫自己从纷乱的思绪中抽离。

    他坐直身体,拉过桌上那叠文件。

    最上面一份是关于某个兄弟单位“土法上马”取得“重大突破”的简报,言辞夸张,数据惊人。

    他皱了皱眉,将它放到一边。

    下面是一份技术司报送的关于新型发酵工艺中试遇到瓶颈的详细报告,数据翔实,问题分析透彻。

    他拿起红蓝铅笔,仔细地阅读起来,不时在上面做些批注。

    只有沉浸在这些具体的、逻辑严密的技术细节里,他才能暂时忘却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沉重,找到一种熟悉的、确定的掌控感。

    阳光在缓缓移动,办公室里的光影逐渐变化。

    王建国伏案的身影,在巨大的地图和堆积的文件背景下,显得有些渺小,却又异常执拗。

    窗外的喧嚣与室内的寂静,时代的狂飙与他笔下的谨慎批注,形成了奇特的共存。

    他知道,休息是短暂的,更多的问题和压力还在前方。

    但至少在此刻,在这方属于技术和理性的小小空间里,他还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原则,做他认定该做的事。

    这就够了。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报告上,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蚕在努力吞食桑叶,试图织出点什么结实的东西来。

    往后几日皆如此。

    走廊里隐约的说话声、脚步声,还有远处打字机有节奏的嗒嗒声,都被这扇门隔开,只剩下屋内一种近乎凝滞的安静,只有墙角那座黄铜外壳的老式座钟,发出均匀而沉稳的滴答声,像这庞大机构永恒不变的心跳。

    他解开领口的第一颗扣子,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身体确实感到了疲惫,是那种连日奔波、精神高度紧绷后的深层倦怠。

    喉咙还有些干涩发紧,是上午说了太多话的缘故。

    但奇怪的是,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过度的活跃。

    他离开窗边,坐进那把坚硬的、扶手被磨得发亮的藤椅里。

    椅背恰到好处地支撑住他酸痛的腰背,发出轻微的、令人安心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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