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李秀芝眼睛一亮,觉得丈夫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柱子缺的不是实在,而是那么一点开窍和讲究。

    她赶紧把这话,用自己的方式,委婉地转达给了傻柱。

    傻柱虽然愣,但不傻,琢磨了半天,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他不再只是偷偷塞吃的,开始更用心地琢磨新菜式,有一次厂里搞小范围技术交流后的会餐,他主动请缨,弄了几个改良的川味小炒,味道出奇地好,得到了在场几位工程师和领导的好评,于海棠当时也在场作陪,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与有荣焉的笑意。

    发工资后,傻柱咬牙买了两张电影院最好位置的票,请于海棠去看了一场新上映的《李双双》,虽然片子于海棠可能已经通过内部渠道看过,但傻柱那副郑重其事、甚至有点紧张的样子,反而让她觉得有点可爱。

    许大茂的酸言酸语和文艺攻势,似乎在这一顿扎实的饭菜和两张实实在在的电影票面前,稍微褪了点颜色。

    王建国得知这些进展,不置可否。

    他提点那一句,不过是基于对人性,尤其是于海棠这类年轻女性心理的洞察,顺手为之,成与不成,他并不在意。

    看到傻柱似乎开了点窍,能自己支棱一下,也就罢了。

    他的主要精力,依旧放在自己的工作和对大环境的观察上。

    四月的某天,王建国在部里听到一个消息,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城市人口、动员职工家属还乡生产的具体实施细则,即将正式下达。

    力度会比之前更大,范围更广,配套的奖惩措施也会更明确。

    街道和厂里,很快就会面临更具体的落实压力。

    他心中一动,立刻联想到院里。

    贾家,无疑会是这项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

    秦淮茹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凶险。

    这一次,恐怕不是街道劝说那么简单,可能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或者辅以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彻底取消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

    贾张氏的存在,可能会从“障碍”变成某种“筹码”或“借口”——一个需要长期照料、无工作能力的老人,正是需要还乡“投亲靠友”的典型理由。

    他几乎可以预见,当这个政策风真正吹到四合院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阎埠贵、刘海中之流,必然会闻风而动,推波助澜。易中海的苦苦支撑,恐怕将不堪一击。

    秦淮茹那点可怜的坚持和麻木,在强大的政策机器和生存压力面前,又能抵挡多久?

    王建国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抿了一口,滋味苦涩。

    他并不关心贾家的最终命运,无论是被强行送走,还是在这院里彻底烂掉。

    他关心的是,这场必然到来的风波,会对自己家产生何种波及。

    是会更加凸显自家的安稳,引来不必要的嫉妒或算计?

    还是因为自家干部家庭的身份,被推出来“做工作”、“表态”?

    抑或是傻柱那边,会因为贾家的变故,又生出什么新的枝节?

    他需要更仔细地观察,更谨慎地应对。

    在时代的洪流和政策的齿轮面前,个人如同微尘。

    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家这粒微尘,落在相对安全、不易被碾轧的缝隙里。

    至于其他尘埃是飞向何方,是沾泥带水还是粉身碎骨,那并非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将四合院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暮色之中。

    1962年的春天,看似有了点暖意,但王建国知道,真正的寒潮,或许正在政策文件的字里行间悄然凝聚,即将向这座古城、向这小小的院落,席卷而来。

    王建国听到的关于“强力推进精简、动员返乡”的风声,在四九城料峭的春寒里,像一股无声却极具穿透力的暗流,迅速渗入机关大院、工厂车间、街道居委会,最终不可避免地,荡进了胡同深处,拍打着四合院斑驳的门墙。

    最先捕捉到这风声异动的,是三大爷阎埠贵那对时刻竖起的、堪比雷达的耳朵。

    他是在街道粮站排队买限供的碎米时,从前排两个街道办事员压低的交谈中,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力度空前”、“困难户重点”、“拒不执行后果严重”……

    他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心脏不受控制地加快了跳动。

    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混合了紧张、算计和某种隐秘期待的战栗。

    他立刻在脑海里调取了全院住户的档案:谁家是双职工,谁家老人多,谁家孩子小,谁家……

    像贾家那样,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太,一个少管所的儿子,一个只剩空壳户口的寡妇,还占着两间公房。

    答案不言而喻。

    贾家,简直就是为这项政策量身定做的典型困难户,是街道和厂里恨不得立刻送走的包袱。

    阎埠贵迅速计算着这阵政策东风可能带来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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