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啊,你的想法很好,很有前瞻性。”

    吕厂长拍着王建国的肩膀,语重心长,“你现在是部里也挂上号的人物了,眼光要放得更远。厂里这摊子具体恢复工作,你多费心,我支持你。但有些事,急不得,尤其是人事、资金这些,得一步步来,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你年轻,有冲劲,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多和同志们沟通,尤其是像老蒋、还有几个车间的主任,他们都是厂里的老人,有经验,也有自己的难处。团结好了,劲往一处使,咱们厂才有希望。”

    这是推心置腹,也是提醒和告诫。

    这次谈话,暂时稳固了王建国在部里的领导核心位置,也划定了彼此的权责边界。

    王建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具体的技术攻关和生产组织优化中。

    他让狗剩、驴蛋带领的“土法生产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尝试摸索更高效的人员配合与工具使用流程,并记录下来,形成简单的操作规范。

    他请王老汉和几位老师傅,对厂里那些泡水设备进行更细致的分类鉴定,特别是对一些关键部位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为后续可能的维修或报废提供依据。

    他让卫忠协助蒋东方,进一步完善灾后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检疫流程,确保每一批出厂的产品都经得起检验。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和笼络一些可靠的技术骨干。

    马三脑子活,交际广,但有时难免油滑,王建国便让他负责一些对外联络和物资协调的工作,既发挥其长处,也敲打他要注意分寸,绝不能碰触红线。

    狗剩、驴蛋踏实肯干,但文化不高,王建国便鼓励他们多学技术,甚至私下找了些基础的机械原理书籍给他们看,让他们不仅仅是个“劳力”。

    卫忠谨慎细致,忠心可靠,王建国便让他更多地参与到一些内部管理和信息传递工作中,成为自己的耳目和臂膀。

    就在王建国在肉联厂的泥潭中艰难跋涉、努力构建自己稳固根基的同时,四合院那头,因许大茂和娄小娥结合而引发的波澜,并未因那场房产风波而平息,反而在寒冬的催化下,呈现出更加光怪陆离的样态。

    许大茂在经历当众撕扯和“成分”问题的迎头痛击后,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

    他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缩回自己那两间粉刷一新的“爱巢”里,舔舐着面子和心理上的创伤。

    那件事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娄家女婿这个身份,并非一把可以肆意挥舞、无往不利的金钥匙,在某些时候,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艳羡,也能招来嫉恨和攻击,尤其是当它与他自身的张扬和算计结合时,更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标靶。

    然而,许大茂毕竟是许大茂。

    短暂的蛰伏后,他很快调整了策略。

    他不再进行那种肤浅的、针对傻柱个人的炫耀性挑衅,那太低级,也容易引火烧身。他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经营”——一种更隐蔽、更注重实际利益、也更符合他“放映员”身份优势的攀附与钻营。

    他利用工作之便,接触到的信息和人脉,比普通工人要广。

    他开始有选择性地、看似不经意地在轧钢厂一些有些实权的小领导、或者家里有些背景的同事面前,提及自己“岳父”的一些“旧关系”

    不是直接炫耀,而是带着一种“请教”或“感慨”的口吻。

    比如“听我岳父说,他以前认识某某局的某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唉,现在想办点事真难,不像以前,我岳父那时候……不过那都是旧社会的事了,不提也罢”。

    这种半遮半掩的提及,既能勾起别人的好奇和一丝敬畏,又显得自己并不以此自傲,反而带着对“旧时代”的批判性反思,政治正确上挑不出毛病。

    他更加勤快地往家里捣鼓东西,但不再是什么都往外拿。

    他开始有针对性了。

    厂里管后勤的副科长喜欢抽烟,他就“正好”有朋友从上海带回来两条“凤凰”;

    车间主任的儿子要结婚,想弄点稀罕糖,他就“恰好”能通过娄家的关系,搞到几斤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奶油太妃”;

    甚至对二大爷刘海中,他也改变了策略,不再只是递好烟,而是有时会“请教”一些“政策问题”,或者“透露”一点从领导那里听来的、无关痛痒的“内部消息”,满足刘海中的官瘾和虚荣心,让刘海中觉得他许大茂是“自己人”,是“有门路”、“消息灵通”的。

    他对娄小娥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少了几分最初的刻意讨好和炫耀,多了些实际的、物质上的“供养”。

    他弄回家的东西,开始更多地考虑娄小娥的喜好和“体面”所需——

    一块质量上乘的羊毛围巾,一瓶友谊商店才能见到的雪花膏,甚至托人从南方捎来几本印着繁体字的旧诗集,他知道娄小娥喜欢这个。

    他开始学着说一些“文雅”点的话,抱怨食堂饭菜油腻时,会说“不如小娥你做的清淡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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