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胁。

    天,终于亮了。

    寻常而压抑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但王建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

    他在这座巨大而沉默的城市里,在光明与阴影的交界处,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又撬开了一道极其狭窄、却也更加危险的生存缝隙。

    而这条路,只能向前,无法回头。

    五百斤混杂着砂石的“土粮”,被悄无声息地藏匿在肉联厂后墙根那个废弃的、散发着陈年霉味和潮气的防空洞深处。

    王建国用几块破损的水泥预制板和一堆从厂区角落清理出来的、真正的废弃物,仔细地掩盖了洞口。

    这处隐蔽所,是他反复思量后的选择。它属于肉联厂范围,但又远离主要车间和办公区,平时除了野猫野狗,极少有人涉足。

    更重要的是,它就在他掌控的“地盘”边缘,便于他暗中监控,也便于分批、谨慎地将粮食转移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表面上一切如常。

    他依旧按时上下班,在部里处理着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技术文件和会议。

    他对待同事的态度依旧沉稳谦和,对待领导依旧恭敬有礼。

    但在内心深处,一种全新的、混合着高度警惕、隐秘算计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亢奋的弦,被彻底绷紧了。

    他像个在雷区边缘行走的猎手,既要时刻提防脚下的陷阱,又要精准地计算每一步的落点,同时,还要寻找着将猎物安全运回巢穴的路径。

    粮食的“处理”是第一要务。

    不能一次运太多回家,那太显眼。

    他让马三找来几个绝对可靠、嘴比钳子还紧的麻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由黑皮或顺子用板车从防空洞运出几十斤粮食,送到王建国指定的几个隐秘交接点——

    有时是东单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墙角,有时是朝阳门外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窑后面,每次地点都不同。

    王建国自己从不直接参与搬运和交接,他只负责“踩点”和“望风”。

    确认安全后,由马三接手,将粮食迅速转移到王家、马三家,以及狗剩、驴蛋等几个最核心、最可靠的兄弟家里。

    分粮的份额,王建国定了规矩:王家拿大头,因为风险最大,投入也最多;

    马三家、狗剩、驴蛋每家一份,既是酬劳,也是封口和捆绑;

    黑皮、顺子也各有一份,作为酬谢。

    分下去的,都是经过初步筛检、去除了大块砂石的“净粮”,虽然依旧粗糙,但在碗里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分量。

    粮食的藏匿同样讲究。

    王家的那份,被李秀芝和陈凤霞小心翼翼地掺进日常的棒子面、高粱米里,或者用旧棉袄、破被褥包裹着,塞在床底下、柜子顶,绝不集中存放。

    王建国严令家人,吃饭时绝不能表现出“突然阔绰”,粥该稀还是稀,窝头该小还是小,只是偶尔,在孩子们实在饿得眼睛发绿时,才会悄悄多抓一把掺了“新粮”的面,蒸出个稍微厚实点的饼子,或者煮粥时多撒一把米。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改善,既要对抗饥饿,更要对抗因生活水平细微变化而可能引来的、邻居们那些比狗鼻子还灵的窥探。

    风险并未随着粮食的分散而消失,反而像滴入水中的墨汁,随着分粮网络的铺开,有了更多扩散和暴露的可能。

    王建国深知这一点。

    他再次严厉告诫每一个知情者:

    这事烂在肚子里,对父母妻儿都不能说,梦里都不能嘀咕。

    平时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该哭穷哭穷,该抱怨定量不够抱怨。

    谁要是露了马脚,害的不是自己一家。

    这番连敲带打,让马三、狗剩等人本就悬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行事更加小心。

    就在王建国全力扑在消化、隐藏这笔“横财”,并警惕着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风吹草动时,部里的工作,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更加微妙、更加考验“悟性”的阶段。

    各种名目的“学习”、“讨论”、“思想对照检查”明显增多,但实质性推进工作的会议和决策,却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谨慎,人人都在琢磨文件字里行间的“真意”,揣摩领导讲话背后的“倾向”。

    技术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和“思想领先”捆绑在一起讨论。

    王建国应对得越发圆熟。

    这种“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让他虽然年纪轻、晋升快,却并未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在处里逐渐树立起“懂技术、会办事、讲团结”的稳健形象。

    连陈正部长在一次非正式场合,都看似随意地对李秘书提了一句:“王建国这个同志,稳重,是块好材料。”

    然而,王建国清醒地知道,这种“稳健”形象的背后,是他必须付出加倍的小心和精力,在无数细微之处把握平衡,如同在刀尖上行走。

    他不能真的随波逐流,变成只会唯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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